上期讲到，笔者提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礼器，为夏桀带去的夏朝宗庙礼器，是“洛阳制造”。因此，三星堆之谜的很多问题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上期讲到，笔者提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礼器，为夏桀带去的夏朝宗庙礼器，是“洛阳制造”。因此，三星堆之谜的很多问题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1、青铜神树与夏社
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展品中，最醒目的是一株青铜神树，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1件，即展出的一号大铜树。
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树干笔直，套有3层树枝，每一层3根枝条，全树共有9根树枝。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
这株树，是桑树。对桑树崇拜是从炎黄时代直到夏代的共同现象。炎帝的桑妃来自以桑树为图腾的承桑氏部落，黄帝的正妃嫘(léi)祖发明了“养蚕取丝”，而尧、舜的禅让是在桑林里进行的。在对河洛地区的青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发现了距今约5500年的丝绸碎片，印证了经典文献的真实性。
成书于夏末的农书《夏小正》，是一部描写伊洛河流域农业情况的著作，其中有“三月摄桑，委扬”“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的记载。其意是指整理桑树，去掉其扬出的枝条，使其健康成长，并已开始育蚕。
夏代的社稷称夏社、桑社或桑林，在洛阳二里头。祭礼所用的乐舞，是《大夏》《桑林》。而桑社正是因青铜神桑树而得名。青铜太阳轮是三星堆出土器物中最具神秘性的器物，是乐舞表演中的一种法器，代表太阳普照大地、桑树生长、赐民衣食。三星堆出土的铜兽首冠人像、顶尊侏儒像、纵目(眼球明显突出眼眶)人青铜面具等，都是乐舞表演的道具或表现乐舞场景的艺术品。
这几株青铜神桑树、青铜太阳轮、青铜面具等，都是夏代二里头夏社的原物。
2、青铜人像是“神主”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中，共有各种青铜人像50多个，包括人头像、大型青铜立人像。这些人头像、立人像，实际上都是夏代宗庙(洛阳二里头遗址二号宫殿)中的“神主”。
所谓“神主”，指宗庙中前代国君的铸像。《左传》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意思是，一个城邑，有陈列前代国君铸像的宗庙是都城，没有的是一般城邑。汉代以后，“神主”用画像或书写先君名讳的牌位代替。
这些青铜人像是夏朝历代国君及其祖先的“神主”。禹是夏王朝的建立者，他的父亲是鲧(gǔn)，鲧之父是颛顼(zhuān xū)，颛顼之父是昌意，昌意之父是黄帝。这些“神主”，面相有一些共同特点：形状像河一样的眼睛，上下眼眶平而长；像大海一样的嘴，非常宽阔。而这正是夏朝王族的形象，即《史记》说的大禹“河目海口”。
在四尊人头像上，贴有金箔，但它不是金面罩，是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的皮肤，用黄金来表现除了眼睛、眉毛以外的脸上皮肤，说明这些“神主”的特殊身份。他们正是夏王朝的先祖，即黄帝、颛顼、昌意、鲧的“神主”。
三星堆最大的青铜立人像，身高1.7米左右，连座通高2.62米，重180公斤，在国内出土的夏、商、周文物中，尚属首例，因此被誉为“东方巨人”。他头顶花冠，河目海口，身躯瘦高，一袭长衫细布礼服，手臂和手粗大，两只手呈抱握状。
这个“东方巨人”正是大禹的“神主”。《论语》说，大禹“恶衣服而致美乎黻(fú)冕(古代祭服)，卑宫室而尽乎沟洫”。意思是：禹不讲究衣服，却讲究礼服礼冠；不讲究宫室殿堂，却讲究沟洫水利。《说苑》说，大禹“衣裳细布”，意思是他的礼服由华贵的丝绸细布所做。而这些记载与这尊青铜立人像所表现的形象完全相同。该像的两只手呈抱握状，握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只手握的治水用的耒耜(lěi sì古代耕地翻土的农具)，另一只呈抱握形的手势，是引导性动作。在山东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大禹的形象正是一手执耒耜，一手做手势，与这尊青铜像类似。
大禹的“神主”所握的耒耜，是包金箔的木耒耜。这个筒状的包金箔，与大禹的“神主”同时出土，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黄金净重约0.5千克，目前解读为金杖。但它并非金杖，而是木质耒耜的装饰，耒耜已经腐朽。
大禹的“神主”，身躯瘦高，这与文献中记载的大禹身高相同。《竹书纪年》说，大禹高“九尺九寸”，而同时代的尧舜，身高分别是“七尺二寸”和“六尺一寸”。
3、斟公式的青铜铸造
洛阳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都城斟公式，有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才能够铸造出这些发现于三星堆的精美青铜礼器。
青铜器的铸造是夏代的一个重要手工业部门。在二里头遗址中，不但发现了青铜器，而且还发现了当时大型的冶铜、铸铜遗址，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冶铜手工作坊。
在冶铜手工作坊中，有冶铜时留下的铜渣和坩埚以及铸铜用的陶范。在青铜器物的种类方面，有做工具用的铜凿、铜锛(bēn)、铜椎，还有做兵器用的戚、戈，做酒器用的爵以及小件铜器铃、箭头、鱼钩等。
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是当时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青铜不同于质地较软的黄铜，它是一种铜、锡合金。制作这样的青铜器，从采矿、配料、冶炼到制造泥模，做成陶范以及灌注铜液，制出成品，每一个过程都要有熟练的技巧。像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铜爵，是用四块以上的范，由合范法铸成的，其制造技术已相当复杂。
二里头发达的青铜文明，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是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经过2000多年的文明积累，逐渐形成的。中原目前已发现距今6000多年的铜制品，文献也记载了黄帝铸鼎的历史。
但是，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基本都是生产工具、兵器及生活用具，并没有发现大型青铜礼器，这与其规模很大的冶铜手工作坊遗址很不相称，正说明这些青铜礼器在都城被废弃时，从这里被转移走了，而它们正是被转移到了夏王朝的新都城“南巢”，即三星堆。
那么，夏王朝迁都后，又存在了多少年呢？请继续关注下期《夏王朝迁都四川论——三星堆文明的新解读之四》。 上期讲到，笔者提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礼器，为夏桀带去的夏朝宗庙礼器，是“洛阳制造”。因此， 三星堆之谜的很多问题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郑贞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