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章宅里一栏花，
临到开时不在家。
莫道两京非远别，
春明门外即天涯。
——唐·刘禹锡《和令狐相公别牡丹》
唐大和三年(公元829年)三月，户部尚书令狐楚被贬，由长安赴洛阳任职，临别作《赴东都别牡丹》，刘禹锡以《和令狐相公别牡丹》与之唱和。
刘禹锡是洛阳人，比令狐楚年轻六岁，但进士及第仅晚两年。二人诗歌唱和频繁。
令狐楚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拜相，次年被贬衡州刺史。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被贬近十年之久的令狐楚被召回京任户部尚书，然不及半年，又被调任为东都留守。
宦海沉浮，再一次去国离京，令狐楚怅然若失，遂作《赴东都别牡丹》以表郁郁不平之情。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屡遭贬谪，又为谗言所害，一生多数时间都在偏远地区。令狐楚遭贬时，刘禹锡刚刚结束了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涯，任集贤殿学士。他同情好友的不幸遭遇，于是作和诗《和令狐相公别牡丹》为其鸣不平。
细品不难发现，刘禹锡的和诗，情感表达更强烈，且言令狐楚所未能言，足见其“诗豪”本性。
“莫道两京非远别”，诗的第三句用否定的语气表达了强烈的情感，不要说洛阳离长安不算遥远，洛阳虽是东都，但远离政治中心，升迁无望。
“春明门外即天涯”，末句为第三句给出答案，因为一出“春明门”就是天涯。“春明门”是唐代长安城外郭东面正中的城门，令狐楚出了此门，就真正地告别长安了，从此路途迢迢，归期遥遥，怎不令人怅然。
诗人王建罢官后，住在离长安百里之遥的原上，曾诗曰“长安无旧识，百里是天涯”。人走茶凉，世情冷暖，个中况味，不置身其中，很难感同身受。诗人以牡丹入题，借物抒怀，明写别牡丹而实叹别京国，道尽人世沉浮、无限感慨。（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刘永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