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章宅里一栏花,
临到开时不在家。
莫道两京非远别,
春明门外即天涯。
——唐·刘禹锡《和令狐相公别牡丹》
唐大和三年(公元829年)三月,户部尚书令狐楚被贬,由长安赴洛阳任职,临别作《赴东都别牡丹》,刘禹锡以《和令狐相公别牡丹》与之唱和。
刘禹锡是洛阳人,比令狐楚年轻六岁,但进士及第仅晚两年。二人诗歌唱和频繁。
令狐楚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拜相,次年被贬衡州刺史。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被贬近十年之久的令狐楚被召回京任户部尚书,然不及半年,又被调任为东都留守。
宦海沉浮,再一次去国离京,令狐楚怅然若失,遂作《赴东都别牡丹》以表郁郁不平之情。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屡遭贬谪,又为谗言所害,一生多数时间都在偏远地区。令狐楚遭贬时,刘禹锡刚刚结束了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涯,任集贤殿学士。他同情好友的不幸遭遇,于是作和诗《和令狐相公别牡丹》为其鸣不平。
细品不难发现,刘禹锡的和诗,情感表达更强烈,且言令狐楚所未能言,足见其“诗豪”本性。
“莫道两京非远别”,诗的第三句用否定的语气表达了强烈的情感,不要说洛阳离长安不算遥远,洛阳虽是东都,但远离政治中心,升迁无望。
“春明门外即天涯”,末句为第三句给出答案,因为一出“春明门”就是天涯。“春明门”是唐代长安城外郭东面正中的城门,令狐楚出了此门,就真正地告别长安了,从此路途迢迢,归期遥遥,怎不令人怅然。
诗人王建罢官后,住在离长安百里之遥的原上,曾诗曰“长安无旧识,百里是天涯”。人走茶凉,世情冷暖,个中况味,不置身其中,很难感同身受。诗人以牡丹入题,借物抒怀,明写别牡丹而实叹别京国,道尽人世沉浮、无限感慨。(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刘永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