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洛阳有不少与数字相关的典故,如三代之居、三国归晋、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二陆入洛,三张减价”、金谷二十四友等。
历史上,洛阳有不少与数字相关的典故,如三代之居、三国归晋、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二陆入洛,三张减价”、金谷二十四友等。
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古人所说的三代、三河、三川等,究竟指代什么?我们这就来看一看。
三代之居在河洛
今天,汉服已成为洛阳的新时尚,如果有一个“穿越”到过去的机会,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错过。那么,古人是否也有“穿越”的想法?答案是肯定的。
与今人喜欢的打卡式“穿越”不同,很多古人的“穿越”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三代。
所谓三代,就是夏商周三个早期王朝的合称。《论语》中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北宋学者邢昺(音同饼)为其作注,称:“三代,夏、殷、周也。”一般认为,这就是“三代”一词的最早出处。很多古人都有三代情结,如孔子对三代的圣王之治极为推崇,曾不远千里来到洛阳,向周王室的史官老子请教礼乐制度。
《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昔三代之居(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洛阳是河洛地区的中心,夏商周先后建都于此,三代的兴衰与洛阳息息相关。
先说夏。夏是中国第一个王朝,位居三代之首,其建立也标志着国家的诞生。《逸周书·度邑解》中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也就是说,夏王朝建都在“自洛汭延于伊汭”的伊洛平原上,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也被誉为华夏第一王都。
据《竹书纪年》等记载,夏王朝“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大约公元前1600年,河洛大地持续干旱,夏王朝国势日衰,为商所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
据《尚书》记载,商汤灭夏后,本想将国都定在夏都斟鄩(今二里头一带),但“欲迁其社,不可”,才在不远处另建新都,就是偃师商城,史称西亳。唐代时,魏王李泰在大型地理著作《括地志》中说:“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音同库)及汤所都,盘庚亦从都之。”
商人迁都频繁,后来国力衰退,为周所灭。按《国语》中的说法,则是“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武王克商是商、周年代的分界线,其具体时间被推定在公元前1046年。此后,周公定鼎洛邑,并在洛阳制礼作乐,奠定了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
孔子的三代情结
周分西周和东周,是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王朝,《三字经》中总结为:“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周公以礼乐制度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但到东周时期,礼崩乐坏,诸侯纷争,人们更加追慕三代的圣王之治。如《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春秋时期在鲁国担任司寇。一次,孔子参加完岁末的蜡祭活动,对弟子言偃说:“昔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记焉。”
对三代的礼乐制度,孔子推崇备至。《史记》中记载,他先后到杞国、宋国等地“追迹三代之礼”,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周礼是在夏、商二代的基础上损益而成,因此,他决定:“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为学习周王室的礼乐制度,孔子30多岁时特意从鲁国来到洛阳,向比他年长20岁的东周史官老子虚心请教。老子对礼乐制度烂熟于心,他接待了远道而来的孔子,最后还以“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来告诫这个年轻人。回到鲁国后,孔子几天没说话,后来才对弟子们感叹:“老子的学问高深莫测,他像天地间的一条龙,相比之下,我只是罐子里的一只小飞虫啊!”
老子和孔子这次史诗级的会晤,发生在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后来,在孔子的家乡山东,出土了很多描绘此事的汉代画像砖。在洛阳瀍河东关大街的东头,立着一通古碑,上有“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九个大字,为清雍正年间河南知府张汉所书。
墨子、孟子等是战国时人,也和孔子一样有三代情结。如墨子认为:“昔者三代之圣王,……说忠行义,取天下。”孟子则称,诸侯之礼,“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礼乐制度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儒家推崇仁政,因此孟子对三代进行了总结:“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洛阳才子”说三代
孔孟之后,很多儒家学者“言必称三代”。西汉初年,“洛阳才子”贾谊为汉文帝上《治安策》(即《陈政事疏》),就多次以三代之治与秦的暴政进行对比。
公元前200年,贾谊在洛阳出生。他少年时熟读诸子百家,18岁便以博学多识而闻名河南郡。
汉文帝刘恒登基后,听说河南郡的郡守吴庄“治平为天下第一”,将其征入朝中任廷尉,吴庄又向汉文帝推荐了“颇通诸家之书”的贾谊。
入朝之后,贾谊写了《过秦论》《论积贮疏》等一系列文章,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
公元前174年,贾谊被拜为梁怀王太傅。当时天下初定,制度疏阔,他认为国家看似“已安已治”,其实危机重重。于是,他总结出“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提醒汉文帝及早防范,以免酿成大祸。在《治安策》中,他说:“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
除了详述三代之礼,论述“三代之所以长久”及秦朝两世而亡的原因,贾谊针对西汉王朝面临的诸侯叛乱、匈奴进犯等威胁,还提出了重礼教、慎刑罚,削弱诸侯力量,禁止私人铸钱,抛弃和亲政策等一系列建议。汉文帝之后,汉景帝、汉武帝等都延续了贾谊的主张,从而保证了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
历代学者都对贾谊十分推崇。西汉末年,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尹)、管(仲)未能远过也”。到了近代,鲁迅也称其“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贾谊之后,越来越多的古人将三代视为理想社会的典范。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赞颂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称其“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南朝梁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斯文之兴,盛於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
宋代以文治国,更加仰慕三代之风。司马光的门生、北宋名臣刘安世甚至说:“三代而下,汉、唐不能仿佛其万一。”明代时,“阳明心学”的开创者王守仁说:“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唯三代之治可行。”
由此看来,古人心目中的三代,真的是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张广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