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是否发现夏代文字，乃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
图①：二里头陶尊
开栏语
近日，作为国家“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之一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为公众揭开了“华夏第一王都”的神秘面纱，也为世界架起了探索中华文明源头的桥梁。夏朝，是我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但长期以来，夏朝文明是否真实存在，由于年代久远，国内外有一些学者尚存疑问。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洛阳河洛文化研究会会长蔡运章先生认为，这与人们对夏朝文明了解不多有关。目前是否发现夏朝文字？夏族的图腾是什么？“大禹治水”“禹划九州”是美丽的传说还是确有其事？今起，洛阳日报开设《二里头与夏朝文明》栏目，蔡运章先生将依托当前文物考古成果，为我们讲述神秘的夏朝历史文化。敬请关注。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是否发现夏代文字，乃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1981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编号为81yLⅢT22⑤：2的陶尊肩部发现一个“刻画符号”(如图①、图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图②：二里头陶尊上的“刻画符号”
二里头陶尊“奇异符号”的解读探索
李学勤先生在《二里头陶器的一个奇异符号》一文里指出：“这个符号的形状很特别。它是由圆转流动的弧线构成的，右端呈略向下弯曲的尖角形，左端为向下卷勾的螺线形，图形中央有一圆点。”(《华学》第二辑)由此可见这个“奇异符号”构形的基本特征。
如何解读这个“奇异符号”？李学勤先生指出：“或许有人会把整个符号看作眼形，中央圆点是睛珠，这同符号的轮廓实不相符。同时要注意到，‘臣’字形的眼，直到商代二里岗上层还不曾流行。”这里已注意到二里头陶尊“奇异符号”与甲骨文、金文“臣”字的有机联系。
李学勤先生还特别指出，“类似的符号”在20世纪30年代良渚文化发现的一件椭圆形黑陶杯上已“发现过”。在陶杯的外口沿上有“锯齿形纹饰在口沿上分布成一圈，而有两处不完全相对的缺口，各刻有一串符号”(如图③)。这种在花纹间的“刻画符号”，“是良渚文化器物屡见”的现象。
这件“陶杯上的符号，有两个彼此相同，即图③中上行自右数第二个符号和下行自右数第五个符号。这两个符号右端尖锐，左端勾卷，正与二里头小口尊上的符号相似，只是没有中间的圆点。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尽管在时间、空间上均有距离，符号的相似未必全出偶然”。考古发现说明，二里头文化的“鸭形壶”，则“可以上溯到良渚文化时期”。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有承受良渚文化影响的因素”。而“二里头小口尊上的这个符号，有可能与‘鸭形壶’一样，源自良渚文化”。李学勤先生的这些探索，得到饶宗颐先生的赞赏。由此“可见南北陶文久已互相渗透”(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第48页)。
李学勤先生的探索，虽然还没有认定这个“奇异符号”到底是什么字，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两点有益的启示：一是这个“奇异符号”可以上溯到良渚文化的陶杯“符号”，从而得知这个“符号”从良渚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不同“时间、空间上”的流传脉络。二是把这个“奇异符号”与“臣”字的“眼形”特征相联系，致使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接力前行。
图③：良渚陶杯上的“刻画符号”
二里头陶尊“奇异符号”当是“臣”字
二里头陶尊“奇异符号”的“眼形”特征，与甲骨文、金文“臣”字的构形相似，(高明《古文字类编》第185页)它可能就是“臣”字形体演变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我们从中可以窥知，“臣”字从良渚文化到商周甲骨文、金文的演变脉络。
“臣”本是对古代男性罪人和战俘的“贱称”。《说文·臣部》：“臣，牵也，事君者，象屈服之形。”《尚书·费誓》：“臣妾逋逃。”孔安国传：“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礼记·少仪》：“臣则左之。”郑玄注：“臣，谓囚俘。”《庄子·桑庚楚》：“其臣之尽然知者去之。”成玄英疏：“臣，仆隶。”《战国策·秦策四》：“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高诱注：“臣，服也。”这就是“臣”本是古代对男性罪人和战俘“贱称”的缘由。
我国远古时代的部族战争非常频繁。那些从异族俘获的男女俘虏，常被当作从事各种劳役的“臣仆”。因此，“囚俘”“仆隶”等贱称，便成为“臣”字的基本含义。良渚文化陶杯上两个“臣”字，均作形，正像“仆隶”弯腰前行，服事主人的卑恭样子。这当是“臣”字的初始状态。
二里头陶尊上的“臣”字，左端似由身躯演变而成圆转流动的弧线，右端则明显突出略向下弯曲。它的整体构形，既像耳朵，又像眼睛，故名之为“横目”状。但其与甲骨文“耳”“目”两字的构形，又明显有别。“臣”字的这种“奇异”构形，与其在虞夏时期的地位和职司密切相关。据《尚书·益稷》记载，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
《史记·夏本纪》也有相同的记录。《仪礼·士丧礼》：“乃赴于君。”郑玄注：“臣，君之股肱耳目。”《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佐君之谓臣。”这说明二里头陶尊“臣”字的“奇异”构形，正是其充当帝王“股肱耳目”的具体象征。由此可见，尧舜时期“臣”便以帝王“股肱耳目”的显赫身份，步入社会的贵族阶层。
甲骨文、金文“臣”字的“竖目”形特征(如图④、图⑤)，也具有独特的寓意。有商时代，如名相伊尹、傅说都出自奴隶阶层。《国语·晋语四》载：“事君不贰是谓臣。”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字研究·释臣宰》一文里指出：“臣民均古之奴隶也……人首俯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者，殆以此也。”
殷墟甲骨文中的“臣”，多属地位较高的职官。陈诚先生指出：商代的“小臣，有的地位很高，仅次于王，近似于后代之大臣”。甲骨文中的“朢”“懼”“監”“臨”诸字，均从“竖目”旁。因为“张望、远望要极力睁目，所以从人从竖目”“人如惊懼目必变形，故从竖目”。“監”“臨”，都“有意监视之义”。而“臣有监临之义，其面部表情及眼睛之状况，有时自然有一种与众不同之处，故以竖目之臣表示，似为一种较为抽象的象形会意字”(陈诚《甲骨文简明词典》第58、59页)。这说明“臣”在最高统治集团里，作为“股肱耳目”的地位不断提高和加强，应是其构形由“横目形”演变为“竖目形”的根本原因。
每个汉字都有一部起源、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臣”字自从在良渚陶杯上问世以来，经二里头陶尊的醒目展示，再到殷墟甲骨文里的大量出现，大约经过二千年的岁月洗礼。它不但在形体结构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其含义也由“囚俘”“仆隶”等贱称，升华为帝王的“股肱耳目”的高级贵族。而二里头陶尊“臣”字的“奇异”构形，则是其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
图④：甲骨文“臣”字
二里头陶尊“臣”字的特殊意义
二里头文化先民为什么要在陶尊上刻画一个“臣”字？二里头陶尊上刻画的“臣”字，当与陶尊的名义和用途密切相关。
许慎《说文解字·序》载：“文者，物象之本。”我国古代自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到汉魏时期的器物上，常见有独立存在的“刻画符号”和单个文字。它们的含义大都与其载体的名义、用途和归属相符合，可称之为“物象文字”，即标识文字。它是中华先民“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的纪事文字(蔡运章《大汶口陶罍(léi)文字及其相关问题》)。
陶尊是古代盛酒祭祀的礼器。《尔雅·释器》载：“彝、卣、罍，器也。”郭璞注：“皆盛酒尊。”邢昺(bǐng)疏：“罍者，尊之大也。”《礼记·明堂位》载：“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诗·大雅·泂酌》载：“可以濯罍。”毛传：“罍，祭器。”足见大尊属于“罍”类盛酒祭祀的礼器。
图⑤：金文“臣”字
“臣”字与陶尊的名义相通。罍、雷、震、辰义通。《别雅》卷一说：“雷，罍也。”《国语·晋语四》说：“震，雷也。”《说文·辰部》：“辰，震也。”是其证。何休《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注：“辰为臣。”这说明“臣”字与陶尊的名义相符合。
“臣”含义字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周礼·春官·司尊彝》载：“掌六尊、六彝之位……其朝献用两著尊，其馈献用两壶尊，皆有罍。”郑司农云：“罍，神之所饮也。”这说明古代帝王在四时祭祀时都要使用“罍”来祭祀神灵。
因罍、震、辰义通。《周易·说卦传》：“震，东方也。”《白虎通义·情势》说：“东方者，阳也。”《淮南子·天文训》说：“日者，阳之主也。”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郑玄《礼记·郊特牲》注：“天之神，日为尊。”《文选·张衡〈东京赋〉》：“建辰旒之太常。”薛琮注：“辰，谓日、月、星也。”我国古代常举行祭祀日月星辰的典礼，陶尊则是祭祀典礼时常用的礼器。《白虎通义·日月》说：“月为臣。”韦昭《释名》说：“臣，慎也，慎于其事，以奉上也。”(《释名补遗》)这里的“臣”字有“奉上”祭品供天神享用之义。这说明“臣”字的含义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由此可见，二里头陶尊上的“臣”字，应是其载体的“标识”符号，也是一种特殊的纪事文字。
目前，二里头遗址陶器上发现的这类“刻画符号”，已达30多种(《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第284～286页)。它们大都是一件器物上只刻一个“符号”，因而给这种“符号”的解读带来困难。二里头陶尊“奇异符号”的解读，为我们探索二里头遗址陶器上的大量“刻画符号”找到了根本途径。因此，也就不能说，目前二里头遗址还没有发现文字。
我国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时代，已发现成排成行的“纪事文字”。(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据《吕氏春秋·先识览》，“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乃“出奔如商”。“太史”是用文字记录历史的专门职官。因此，夏代应有“纪事文字”，是可以肯定的事。
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因此，二里头遗址应是夏王朝从太康、后羿直到夏桀时期的王都。(张国硕《论二里头遗址的性质》)随着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的深入开展，将来在这里发现成排成行的“纪事文字”，我们抱乐观态度。（蔡运章 本文配图均为蔡运章先生提供）
(本文是作者提交“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本报刊发时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