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三餐是现代人的饮食常态。生活富足，吃喝无忧，大伙儿经常琢磨的是怎么吃才更健康，“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可谓公认的标准。
咱们习以为常的一日三餐，对古代的老百姓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十三朝古都洛阳的历代帝王一天吃三四顿，大多数劳动人民只能一天吃两顿甚至一天一顿——不是不想吃，而是没得吃。
吃了上顿没下顿，饱汉不知饿汉饥，在古代可不是玩笑话，而是关乎生存的严肃问题。
穷人一天两顿饭将就活着
原始社会农业萌芽，食物匮乏，河洛先民茹毛饮血，饥一顿饱一顿。
夏商周时期，生产工具改进，种植、建筑技术提高，在河洛地区耕种、定居的人越来越多。洛阳盆地水源丰沛，土地肥沃，四季分明，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人们在这里刀耕火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业生产稳步发展。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偃师商城博物馆、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藏有先秦时期的青铜农具、食器等。那时的河洛地区已有相对稳定的粮食收成，但由于生产力落后，产量有限，劳动人民一天只能吃两顿粗茶淡饭，将就维持体力。
农耕时代的饭点得配合下地干活的时间。据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的人上午出门干活前吃一顿“大食”，后晌收工后吃一顿“小食”。《华夏饮食文化》一书中说，秦汉以前，老百姓每天通常是早晚两顿饭，早餐古称“朝食”或“饔(音同拥)”，饭点为上午10点至11点；晚餐古称“飧(音同孙)”，饭点在下午3点至5点。平民的晚餐比较简单，一般是拿朝食剩下的东西凑合一顿。
《论语》有云：“不时，不食。”《论语正义》说：“食必有时也。”成年人得有节制，讲规律，守礼法，按点吃饭。耐人寻味的是，贵族和平民的饭点不太一样。
帝王一天四顿饭极尽奢华
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为后世王朝奠定了等级有序、尊卑有别的礼法基石。具体到一天吃几顿饭以及何时吃饭这事儿上，不同阶级差别挺大。
帝王身份尊贵，除了周天子一日三餐，汉代以后的皇帝通常一日四餐——旦食、昼食、夕食、暮食，早晨、中午、下午、晚上各吃一顿。诸侯们高高在上，一日三餐。平民、奴仆身份卑微，虽然干的活最多，但是一日只能混上两顿饭。
一天吃几顿与权力和地位挂钩，关乎面子和身份，只有在遭遇严重的天灾人祸、国将不国时，统治者才会象征性地少吃一顿饭，以示自我惩戒。至于穷苦百姓能否吃饱，王公贵族并不在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残酷而现实。
统治者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赶上灾荒年代、战争年代，种地的农民常常一顿饭也混不上，不能等着饿死，只好聚众起义，抢粮食，给自己找一条活路。
汉高祖刘邦还是小混混时，吃了上顿没下顿，厚着脸皮到哥嫂家蹭饭，被拒；汉光武帝刘秀发迹前，被王莽撵得躲到洛阳的深山里，食不果腹，沿路讨饭。
后来，他们领着同样忍饥挨饿的农民夺了统治者的饭碗，自个儿当上了皇帝，一个定都长安，一个定都洛阳，终于过上了一天吃四顿饭的富贵生活。
想吃几顿吃几顿惬意生活
唐宋时期，国富民强，经济繁荣，粮食产量大幅提高，长安、洛阳、开封、杭州等“一线城市”的百姓通过奋斗，也有机会过上一日三餐的温饱生活。
两宋时期，三餐制基本定型。朝廷取消了宵禁制度，东京开封、西京洛阳等地市井繁华，夜市红火，各种小吃琳琅满目，有些酒肆还提供“外卖服务”，只要手里有钱，白天没吃饱，晚上可以加餐。贵族整天摆酒设宴，饮酒作乐，山珍海味享用不尽。
贫苦人家却还是衣食无着，一天只能吃一两顿，将就果腹。在洛阳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体察民生疾苦，深深同情“所食者糠籺(音同和)而不足”的农夫、蚕妇。
直到20世纪，一日三餐对很多穷人来说仍是奢求。民国时期，曾在洛阳设立“自由县”“平等县”的国民党将领冯玉祥在其日记里提到，当时的河南农户还是每天两顿饭，“一顿稀饭，一顿干饭”。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自由”和“平等”遥如天上星，充满讽刺意味。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农奴把歌唱”，经济高速发展，国家日益富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中国人摆脱了数千年来缺吃少喝的境况，实现了丰衣足食的夙愿，想吃啥吃啥，想吃几顿吃几顿。
民以食为天，餐桌无小事。餐制的变革，昭示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张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