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洛地区，黑脸包公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人们喊他“包青天”，夸他脸黑心善、为民做主，赞他铁面无私、廉洁公正，连驸马爷陈世美都被他斩决——这是戏文里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有出入，然而老百姓不在乎。
反正史料中的包公，确实是一个好官。他为了维护公平正义到处得罪人，而且大多是有头有脸的达官贵人，自己却安安稳稳当了几十年官，一路升迁。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包公有什么靠山？是谁在给他撑腰壮胆？或许，这得从包公对他父母的仁孝说起。
辞官只为尽孝
包公本名包拯，生于公元999年，乃北宋名臣。
宋仁宗执政年间，包拯考中了进士，被朝廷委派到建昌县(今江西境内)当知县。苦读多年熬出了头，本是一件好事，年轻的包拯却犯愁作难，因为任职的地方离父母太远。
史书里说，包拯正直敦厚，从小就孝顺。他父母要孩子比较晚，他出生时，父母已不甚年轻；待到包拯年近而立当了官，父母已经年迈，不能没有人照顾。
中国自古以来推崇孝道，儿子抛下父母不管，自顾自去外地当官，违背礼法，街坊邻居会戳他的脊梁骨说闲话。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途着想，都会跟着儿子去外地。
唐朝诗人孟郊在洛阳当官后，第一时间便把母亲接到了洛阳，便是此故。
包拯的老家在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他也考虑过让父母随他一起去建昌，然而很快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老人年事已高，经不起长途跋涉；再者，老人乡土观念重，肯定舍不得离开住了几十年的老家。
包拯不忍心让父母作难，于是上奏朝廷，请求换个离家近的地方工作。朝廷改派他到和州(今安徽和县)任职。
和州离包拯的老家有一两百公里，比建昌近了不少，可是古代没汽车、没高铁，官员出行只能乘马车，往返得折腾好多天，“常回家看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老两口怕耽误儿子工作，很是熬煎，长吁短叹，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老了、没用了、只会拖累孩子。
包拯左思右想，决定辞官。天下那么多当官的，不缺我这一个；工作以后可以再干，能陪伴亲人的日子却是一天比一天少，养育之恩大过天，莫到“子欲养而亲不待”时再懊悔不已。
宋仁宗被包拯的孝心感动，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让他回家侍奉父母。
敢与宠臣叫板
辞官回家的包拯，无微不至地照料双亲，直到父母寿终正寝，驾鹤西去。
他在双亲的墓旁搭了一间草房，一住数年，为父母守孝。父老乡亲劝他节哀顺变向前看，追求理想实现抱负，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他这才收拾行囊重归仕途。
为了尽孝暂时中断工作并未影响包拯的前途，包拯重新出仕后政绩出色，上受皇帝器重，下得百姓爱戴，逐渐被神化成“包青天”。
民间传说中的包公，断案如神，处理过不少棘手的案子。
有个农民告状说，自家耕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割牛舌显然无利可图，包拯推断此事乃有人挟私报复，便让农民回家把牛杀了卖肉。
那时，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宰杀耕牛、贩卖牛肉是犯法的。农民信任包拯，战战兢兢依言照做。不出包拯所料，很快便有人来状告农民杀牛。包拯拿下此人一问，正是割牛舌者。一招引蛇出洞，使犯罪分子自投罗网，实在高明！
民间传说中的这种案子，大多是后人演绎的，实际上，包拯在司法机构任职的时间并不长，他任开封知府也不过一两年。
开封是北宋都城，与西京洛阳同属河洛地区，“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京剧《铡美案》唱段)誉满东、西两京，可见好官在任时长不重要，有没有办实事很重要。
牛舌案这种事儿，在权贵眼中不值一提，但包拯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尽职尽责帮百姓办实事，自然受人敬重。
对于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包拯痛恨至极。
高官王逵巧立名目盘剥百姓，且滥用酷刑残害无辜，但他与宰相关系亲近，且得皇帝青睐，官员们都不敢得罪他。
包拯嫉恶如仇，一点不给此人面子，连续七次上奏弹劾王逵。最后一次，他直接对皇帝发飙，指责宋仁宗偏袒小人：“您不顾老百姓的意见任用酷吏，王逵倒是挺幸运，老百姓的不幸谁管？”
眼见包拯不要命地忠言直谏，朝野震动，舆论哗然，宋仁宗迫于压力，最终罢免了王逵。
包拯为啥不怕得罪皇帝？因为他有自己的人生准则：为人子，则尽孝；为人臣，则尽忠；为人父母官，则尽责。
他心无旁骛，在每个人生阶段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靠人格魅力把自己活成了传奇。（洛报融媒记者 张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