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并不是花，平常说的棉花是开花后长出的果实中的绵纤维。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和阿拉伯，在古代也称木棉，是借用了南方一种“木棉树”的概念。明朝中期以后，棉花的种植从南方传到洛阳，棉布取代麻布，成为仅次于丝绸的重要纺织品。从明末到清朝，洛阳是山陕豫三省的棉布和棉花交易中心之一，棉纺织成为一项重要的家庭手工业。
纺花车 林布 画
棉花并不是花，平常说的棉花是开花后长出的果实中的绵纤维。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和阿拉伯，在古代也称木棉，是借用了南方一种“木棉树”的概念。明朝中期以后，棉花的种植从南方传到洛阳，棉布取代麻布，成为仅次于丝绸的重要纺织品。从明末到清朝，洛阳是山陕豫三省的棉布和棉花交易中心之一，棉纺织成为一项重要的家庭手工业。
1、江南棉布入洛阳
明朝时期，中原地区虽种植棉花，但没有棉纺织技术，只有把棉花大批运到江南织成布后，再将棉布运往北方。明末诗人吴伟业作《木棉吟》说：“今也栽花遍齐豫，北花高捆渡江南。”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说，今北方棉花贱而布贵，南方恰相反，棉花泛舟而入江南，布则泛舟而入北方。
《阅世编》说，明末江南棉布生产量极大，“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两，多或数十万两”。《警世通言》中就有关于洛阳大棉商褚卫的一个传奇故事。
明朝万历年间，江西张权携妻子陈氏和儿子张廷秀、张文秀搬至苏州开木器店，富户王员外看中张廷秀聪明伶俐，择他为女婿。但他的大女婿赵昂欲独吞王家财产，便勾结恶捕快杨洪，陷害张权入狱。张廷秀兄弟坐船到设在镇江的江苏按察院告状，一天夜里船至长江，杨洪一伙设计将兄弟二人灌醉捆绑起来，投入江中。
洛阳人褚卫，年纪六十开外，并无儿女，专在江南贩布为生。一日，他的船载了一大批布出了镇江，往洛阳进发，恰巧救下张文秀，张文秀拜褚卫为父，改名褚嗣茂，随船到达洛阳。
褚嗣茂在洛阳考上了秀才、举人，两年后进京赶考，遇到同时进京赶考的兄长张廷秀。原来，张廷秀落水后也为人所救，并被南京礼部尚书邵承恩收为养子，改名邵翼明。二人同中进士，回苏州救父出狱，合家团聚。
这个故事说明，明末洛阳大棉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褚卫可能是虚构的人物，但褚姓发源于洛阳，起源于周代洛阳南部的褚氏亭。《警世通言》的作者冯梦龙说这位棉商姓褚，说明是对“天下褚氏出洛阳”的一种认同。
2、棉农筑成黑子楼
新安县孙都村有王黑子楼，是明末建筑，这是明朝孙都王氏庄园的一部分。王氏是洛阳最早大规模种棉花的大庄园主兼棉商。
据《孙都王氏族谱》和《王尚仁墓志》载，孙都王氏的始祖王安道是山西太原商人，在朱棣发动所谓的“靖难之役”时，因太原大乱，他举家迁孙都。其四世孙王尚仁广植棉花，并从事棉花收购和棉布贸易，“家业日充，声价日隆”。
王尚仁之子王应成，又名王黑子，因捐巨资，万历帝授其光禄寺署正。王黑子旧居原在今孙都小学以西之土岗上，为其父王尚仁所建。王黑子重新建造一处百亩豪宅，且四周筑以高墙，有三座门楼，今黑子楼为其北门楼。此楼基呈正方形，高约30米。王黑子除从事棉花行业外，还从事丝绸、银号、盐、典当、客栈等行业。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冬，李自成攻陷宜阳、新安后，兵围孙都，王黑子率众抵抗，兵败被杀。李自成退兵后，族人葬王黑子，王铎亲写墓志。经此一劫，王氏家道中落。
3、采棉女自缢棉田
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社会长期稳定，人口快速增长，洛阳经济迅速发展。《洛阳县志》说，棉花，俗名白花，环万安山一带，种者尤多。《偃师县志》载，该县“以种棉花为急务，妇女相勖助，朝夕织绩，务婚嫁丧葬之资。纴车之声，溢于里巷”。《孟津县志》说，孟津县“邑无不织之家”。
《洛阳县志》中的《烈女传》记载了两位与棉花有关的烈女，一位是自缢于棉田以示清白的庞姑娘，一位是纺织尽孝的王姑娘。
庞姑娘是油坊村人，她是财主张氏的佃户。在采摘棉花的季节，她与两个妹妹到张氏庄园采棉，张氏之子企图强奸她，她一面挣扎，一面让妹妹们大声呼救，使张恶少未能得逞。她回到家，啼哭不止，半夜时，自缢于采棉之处。她的弟弟到洛阳县衙告状，官府抓捕张恶少，按《大清律例》判其“斩立决”。
王姑娘是张白驴已订婚的未婚妻。张家贫穷，张白驴跟着别人外出经商，一去不归，张家只剩两位多病的老人。张家让王姑娘另聘别家，她不从。她来到张家，靠纺棉织布支撑起整个家庭。十二年后，公婆相继去世，王姑娘也积劳而卒。此事发生在康熙年间，感动了许多人。今关林舞楼后墙有七块烈女碑，都是颂扬这位王姑娘的。
4、山陕布商满洛城
清朝时期，洛阳及周边各县商人多为山西、陕西、河北人。洛阳为河南府府治所在，以洛阳县为附郭。乾隆年间，洛阳商业已有较大发展。道光年间的《东都山陕西会馆碑记》记载：“东都四达之府，西接崤函，北望太行，为秦晋门户，两省懋迁之畴盖萃于兹。”
洛阳城南临洛水、北靠邙山，南关之外是最繁华的商业区。清朝山陕两省商人所建会馆即坐落在南关外。东关之外是另一商业区，山西商人所建潞泽会馆坐落于此。《洛阳县志》称“山西东会馆在东郭，山西西会馆在南郭，并祀关帝”，指的就是这两座会馆。
东西会馆留下大量碑文。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的《建修关帝庙潞泽众商布施碑记》镌刻了参与集资的商人商号及其捐银数额，合计225家，共捐银36224两5钱。其中，绸布商捐银27000余两，布商捐银6100余两，合计占全部捐款的90%以上。此外，所谓“扪布坊”应是对布匹进行加工的作坊，若再加上这53家作坊，经营者合计137家，占捐资商人总数的60%以上。显然，纺织业是山西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
棉花是洛阳及河南府输出的大宗商品之一，主要销往陕甘两省。1870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关于河南及陕西的报告》中记述：“河南府地区主要贸易品为棉花，此间各种输入品主要是由出售棉花支付的。据说棉花的买卖终年不断，(洛阳)城内的交易额平均每天约一万两。主要是输往陕西和甘肃，输往山西及湖北的数量较少。”
但需指出的是，清朝时期，洛阳及各县种棉花并不普遍，南部山区仍以养蚕制丝为主。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洛阳大规模种棉花的实践证明，洛阳的水土条件不利于棉花生产，每亩平均产量只是豫东平原的1/5。但是，洛阳依据区位优势，可以成为棉纺贸易中心。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过去的教训。（郑贞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