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既是重要的执政资源，也是独特的文化载体。洛阳是“最早的中国”，又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国都，留下了许多与档案有关的故事。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档案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既是重要的执政资源，也是独特的文化载体。洛阳是“最早的中国”，又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国都，留下了许多与档案有关的故事。
老子曾任中央档案馆馆长
目前，史学界认为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关于夏代事迹，在《尚书》中曾有记录。《尚书》起初为当时的史官所作的单篇记录，后人把这些记录整理结集，使其成为王室最早档案汇编，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早期的几个王朝的国家军政要事。
周代的档案文化较夏商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周朝设立了保存文书档案及书籍的机构，名为“守藏室”。著名哲学家老子曾经在洛阳担任“周守藏室之史”，也就是当时的中央档案馆馆长。老子因为长期研究典籍档案，深谙古今，学识渊博。老子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写出集其哲学思想精华于一体的《道德经》。
昔日皇家档案典籍馆藏之处曾设在洛阳
伊滨区光武大道旁边，有一条兰台路。此路之所以得兰台之名，是因为两千多年前，此路所在的区域，曾是东汉皇家藏书处。
东汉初期，中央档案文献收藏于洛阳城宫中的兰台。兰台典藏十分丰富，包括皇帝诏令、臣僚章奏、国家重要律令、地图和郡县计簿等。
兰台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人从此引申，宫廷内的典籍收藏府库、史官和史官机构，都曾被称为兰台。经过演变，“兰台”一词就成了档案工作的别称。
后随着书籍的日益增多，兰台处所局促，主要档案文献又被移至东观(位于洛阳南宫)。那里殿阁飞檐翘首，绿树蓊郁成荫，环境寂静幽美。
东汉诸帝对东观所藏典籍、档案的校阅和整理极为重视，比如汉和帝就曾前往东观“览书林，阅篇籍”。班固、刘毅、崔寔、蔡邕等东汉学者先后奉诏于东观编纂国史，他们历览典籍，批阅档案，泼墨挥毫，接续工作百余年，陆续撰成《汉记》，史称《东观汉记》。
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致力于文化建设，把负责图书档案收藏整理的秘书省官员增加到一百二十员，并从长安挑选典藏精华送到东都观文殿。
到唐朝时期，皇帝们驻跸洛阳期间，会遴选饱学官员、文史行家进入宫廷中，利用中央档案和藏书，或编撰种种书籍，或编修帝王实录。其中，唐玄宗诏令在洛阳集贤院整理典籍，共著录图书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完工时，唐玄宗又令百官到乾元殿东廊参观，大家都对典籍之广博感到震惊。
北宋时期的洛阳依然是档案收藏重镇。一方面是因为前朝档案典籍存量丰富，在西京(即洛阳)大内诸省寺、诸库及留司御史台存储有大量的唐、五代档案材料；另一方面，由于众多官宦文士私家藏书风气鼎盛，如富弼家居洛阳藏书“无虑万卷”，司马光聚书独乐园“文史万余卷”。
名人读档案
在洛阳，还流传着不少名人读档案的故事。
公元298年，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在洛阳任秘书省著作郎。因为秘书省负责管理档案典籍，所以他经常出入秘阁，有一天见到了曹操的遗嘱。陆机读后，不禁慨然叹息，为之感伤很久，有感而发作《吊魏武帝文》。
文中写到，曹操在临终前，先向曹丕等交代治国方略和兴家训诫，又抱着幼小的女儿，指着最小的儿子曹豹，流着泪对守护在身旁的曹丕等4个成年儿子说，“牵累你们了”。除此之外，他又对婕妤的生活、个人的衣物等一一作出安排。陆机不由得感慨，有“回天倒日之力”的英雄竟是如此柔弱无助，矢志成就大业的君王也这样留恋家庭琐事。
公元934年，后唐闵帝李从厚在洛阳登基，吏部尚书冯道请示授予宰相刘昫兼判三司职务。这份政事堂的档案，被北宋科学家沈括在百年之后意外购得。他发现，请示状子由冯道亲笔书写，用四六骈体，应是沿袭当时惯例，而状子上面有冯道等人的签押却没用印，和宋代同类文书用印而不签押相反。另外，闵帝批复同意的制书行文也稍有差异。这则趣事，后来被沈括记录到《梦溪笔谈》中。
这些故事诉说着昔日皇家藏书处的“洛阳故事”，也反映出皇家藏书机构荟萃全国经典图书典藏、凝聚历朝历代的智慧精华的实际情况，让人在数千年之后仍心生感慨。（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孙小蕊 通讯员 赵希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