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客家人约有30万，分布在1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英国最多，约有16万；其次是荷兰，约有10万。美洲的客家人约有100万，分布在2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最多，约有28万；其次是秘鲁，约有25万。
欧洲的客家人约有30万，分布在1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英国最多，约有16万；其次是荷兰，约有10万。美洲的客家人约有100万，分布在2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最多，约有28万；其次是秘鲁，约有25万。
英国和荷兰的客家人
19世纪50年代，广东沿海的一批客家人在被英国轮船公司招募为水手后，乘船来到英国的利物浦，最后定居在这里。这是来英国的第一批客家人。
大批客家人来到英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连年战乱，大批广东惠州、东莞、深圳的客家人进入香港。迫于生计，他们又从香港移民来到了英国。
20世纪60年代，香港的传统农业社会瓦解，而英国正在扩展旅游业，急需中国餐饮业刺激市场，于是居住在香港新界的大批客家人到达英国。后来，还有东南亚、印度等地的客家人迁到英国。
荷兰的华侨华人总数达20万，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海牙、阿姆斯特丹、鹿特丹、阿纳姆等地。华人最早到达荷兰是在1911年6月，当时，荷兰的海员闹罢工，船务公司从伦敦聘用华人过来做海员，以对付荷兰本土海员的罢工行动。当时过来的华人当中就有很多客家人。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领袖苏卡诺和穆罕默德·哈达在集会上宣布印尼正式独立，引发印尼与荷兰之间的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最终，在美国和联合国的斡旋下，荷兰被迫与印尼展开谈判，并于1949年11月2日在海牙签订《圆桌会议协定》，同意在1949年12月向“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移交主权。在荷兰殖民政府和科研机构工作的大批客家人，移居荷兰。
苏里南共和国，位于南美洲北部。1602年，荷兰人开始到此定居。1815年，《维也纳条约》正式确立荷对苏的宗主国地位。1954年，苏里南实行内部自治。1975年11月25日，苏里南宣告独立，成立共和国。
当时，苏里南客家人众多。数百年前，一批广东客家人迁移到了苏里南。当时，南美国家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吸引了大量华人来到这里，并逐渐壮大了华人群体，形成了苏里南华人最大的组织，即“广义堂”。苏里南独立后，有不少苏里南的客家人来到荷兰。
美国的客家人
旧金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沿岸港口城市，是加州仅次于洛杉矶的第二大城市、美国西部最大的金融中心和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19世纪中叶，旧金山在淘金热中迅速发展，华侨称之为“金山”，后为区别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改称“旧金山”。
旧金山是早期华人到美国的第一站，也是客家人在美国迁徙的起点。旧金山生活着上万名客家人，19世纪40年代旧金山发现了金矿，最早到达旧金山的客家人，就是从广东沿海一带乘船到旧金山淘金的。
洛杉矶的华人有80万，客家人有4万。19世纪60年代，为兴建太平洋铁路，洛杉矶从广东招募了大量的华工，最早的客家人也是在那个时候迁入洛杉矶的。客家人迁入洛杉矶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9世纪60年代一直到现代。除了早期因为修建太平洋铁路从中国大陆迁居过来的客家人，还有很多客家人是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辗转迁徙过来的。
纽约的客家人有超过10万。最早到达纽约的客家人都是因为修建太平洋铁路，从中国广东梅州、惠州等地迁徙到旧金山，后来又从旧金山辗转迁徙到纽约。
芝加哥的华人有20万，而客家人有将近1万。在美国的大城市里，芝加哥的华人人数相对较少，因此在芝加哥的客家人也不是很多，而且来得也比较晚。芝加哥的客家人，很多是20世纪60年代港澳台在美留学后在此地工作的留学生。
秘鲁的客家人
秘鲁的华人移民历史可以追溯到1849年。华人移民古巴始于1847年，比华人移民秘鲁仅仅早了两年。两者在移民主体(苦力)、劳动方式(为期8年的契约劳工)、契约形成原因(替代非洲奴隶)、移民性别(男性)、从事劳务(农业种植)、离开中国时的出发地(厦门、澳门)和移民人数(30年内均超过10万)等方面都十分相似。
古巴学者胡安·路易斯·马丁于1939年发表的题为《古巴的中国人从何而来》的文章中，提到了中国移民群体内部民系的差异，并且特别指出华人移民主要是客家人和闽南人。秘鲁的华人，情况与此相同。
1849年以来的秘鲁华人移民在时间上并非连续不断，而是分为几个阶段。秘鲁学者罗德里格斯在《龙的传人——中国在秘鲁的移民史》一书中，根据移民高潮的出现、秘鲁国家体制、秘鲁社会状况、华人移民身份及其后代生活方式等若干标准提出了秘鲁华人移民历史的分期。这位学者把秘鲁华人社区的状况分为4个主要时期：苦力移民时期(1850年—1890年)、自由华人移民时期(1880年—1930年)、华人经商者移民时期(1930年—1960年)和土生华人崛起及福建籍移民时期(1960年—2010年)。
秘鲁学者德碧琪把1849年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的华人移民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华人企业家的出现和发展尤为重要。她认为，第二阶段是因企业界生产、买卖并向欧洲出口鸟粪、蔗糖、羊毛、棉花和硝石的需求推动而出现的。
20世纪初，继苦力移民阶段之后，自由华人一代开始在秘鲁扎根，出现制度化的贸易行会、客栈、农场等，随后便是政治文化层面的党团组织、庙宇宗祠、子弟学校、墓地等，其中有客家人主导的“同义堂”“同升会馆”，其文化遗产和精神特质逐渐凸显出来，尤其体现在婚姻、宗教和烹饪3个方面。
许多华人移民群体选择同当地女性通婚，直接融入秘鲁的社会关系之中，但客家人很少同非本家族女子结合，相反，很多女性跟随丈夫的脚步或经人介绍来至秘鲁，而且树立起强大的“母亲”“外祖母”形象，构建起以宗亲关系为纽带、文化代际传承的客家人社群。
在秘鲁，中餐馆更是一个文化涵化的典型案例。自1854年起，利马的华人移民开始在卡彭街附近集中，那里成为后来唐人街的原型，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中餐馆。中国厨师因地制宜，根据秘鲁当地的流行风味和食材改进了烹饪方法。因此，中式烹饪逐渐获得了秘鲁社会的认可，中餐馆成为各阶层都经常光顾的场所。客家移民有许多人经营秘鲁风味中餐馆，把客家饮食的特色融入粤菜并适应当地口味，如利马的“弟弟中餐馆”“客家菜馆”等，都是彰显客家特色的餐馆。（郑贞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