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如此重量级的国际华人盛会为何选在洛阳举办？因为洛阳是全球客家人的根亲祖地。“河洛郎”根在河洛，来洛阳寻根问祖顺理成章。
洛阳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
如此重量级的国际华人盛会为何选在洛阳举办？因为洛阳是全球客家人的根亲祖地。“河洛郎”根在河洛，来洛阳寻根问祖顺理成章。
要问客家人为何成了“客”家人，故事得从西晋末年的“衣冠南渡”说起。
衣冠南渡，汉人南迁
“衣冠”，简单来说就是衣服和帽子。古人把帽子看作穿戴在头部的服装，称之为“头衣”“首服”。
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定下了华夏礼仪文化的基调。穿衣戴帽须符合身份地位，不可越级，只有贵族才有资格戴冠。
《礼记》有云：“冠者，礼之始也。”贵族男子成年时要行冠礼，礼成之后方可成家立业。
君王、诸侯、士大夫所戴的冠叫“冕”。“冠冕”象征着出人头地，官居高位，体面又光彩，故而有“冠冕堂皇”之说。
汉代，服饰制度基本定型，冠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志之一。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中原一带天灾人祸不断，人们难以生存。皇帝领着高官、士族逃离京城洛阳，数十万汉人仓皇南下，渡江避难，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史称“晋室东渡”“永嘉南渡”。
《晋书》记载：“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身在异乡为异客。南下避难的这些中原人，便是客家人的先民。
汉魏洛阳城是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的出发地。洛阳史学家徐金星说，汉魏洛阳城的“南大门”大谷关，是汉人南迁的重要通道。大批客家先民扶老携幼，出关南下，踏上了风雨飘摇的南迁之路。
从两晋至宋、明，战乱频仍，客家先民为了避难，先后几次大规模南迁，逐渐形成了客家民系。“河洛郎”落地生根，把中原汉人的服饰、语言、习俗传播到了南方，史称“衣冠南渡”。
羽扇纶巾，雄姿英发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由于社会动荡、国库亏空等原因，代表贵族体面的冠服制度难以为继，人们开始用物美价廉的帻(音同责)束发。
帻是一种包头巾，本是戴冠时的衬垫物，款式多样。北宋苏轼行游赤壁古战场，遥想当年三国争霸，周瑜雄姿英发，“羽扇纶(音同关)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纶巾”就是一种头巾，配有青丝带，显得人儒雅、飘逸。
西晋末年流行的帻只能罩住发髻，乍看像冠，可单独戴，俗称“小冠”。《宋书》记载，晋末的士大夫都戴小冠，搭配宽大的衣裳，风流潇洒。
中原士族衣冠南渡，“五胡乱华”占据中原。有意思的是，“侵略者”最终被“被侵略者”同化了，来到中原的胡人反而汉化了。
南北朝时期，北方鲜卑族占据中原，建立北魏王朝。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了加强巩固统治，全面推行汉化改革，要求鲜卑贵族改汉姓、学汉语、穿汉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汉人戴帽是有等级之分的，平民不能戴帽，然而鲜卑人穿不惯汉服，秋冬天纷纷戴帽御寒。孝文帝巡游返京，见洛阳街头人人戴胡帽、穿胡袄，气得大骂值班官员：城里这些人胡穿乱戴，为啥不管？
胡汉杂居，文化交融。有些汉人认为汉服才是正统服饰，瞧不起胡人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笑话胡人粗俗没文化，胡穿乱戴，胡言乱语……总之，跟胡人沾边儿的东西都不是啥好东西。
有些汉人开放、包容，认为胡人的东西并非一无是处。比如胡服，穿起来行动自如，干活很方便。
有需求就有市场，南北朝时尚圈焕发新活力，裁缝们不断推出看起来像汉服的改良胡服，或看起来像胡服的新款汉服，“胡穿乱戴”蔚然成风。
胡汉交融，袴褶流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笼冠与朱衣是时尚标配，男女皆“帽上着笼冠，袴上着朱衣”，穿袴褶，戴笼冠。
笼冠是一种冠饰，犹如笼状硬壳，可套在帻上。《隋书》记载，直到隋炀帝迁都洛阳后，武官仍然戴平巾帻、穿袴褶。
洛阳博物馆珍藏的北魏彩绘陶牵手女俑，身穿大袖袴褶，头梳双髻，可谓胡汉交融的典范。《洛神赋图》及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中也可见类似装扮。
相传，东晋画家顾恺之读了曹植所写的《洛神赋》后有感而发，绘《洛神赋图》，图中曹植身旁的侍从便头戴笼冠。
袴褶本是一种便于骑马的胡人套装：褶为短上衣，犹如长袄，腰间束革带，方便利落；袴是用粗厚毛布制成的连裆裤。
早期的袴褶多是窄袖窄腿，后来融入汉服元素，袖口、裤管加宽加大。阔腿袴乍看与汉服下裳相似，用锦带将裤管扎起来，骑马、劈叉都不在话下。
从衣冠南渡到胡汉交融，中华文明的强大凝聚力可见一斑。海内外华人血脉相连，客家人就是咱家人，欢迎“河洛郎”回家！（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张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