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及相关的研究一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之一。“二里头考古工作中所发现的具有高度辉煌王朝气象的创造，多被后世的商周王朝继承，并对周边文化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二里头文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表示。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盉（资料图）
二里头遗址及相关的研究一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之一。“二里头考古工作中所发现的具有高度辉煌王朝气象的创造，多被后世的商周王朝继承，并对周边文化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二里头文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表示。
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不少考古学专家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大地上的邦国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的雏形得以形成。
数十年的考古发现证实，二里头文化的遗迹遍及河南全省，且在河北南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都有发现，相同的文化遗址高达100多处。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陶酒器盉、爵，在二里头文化的兴盛期已到达了距中原相当远的地域：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这表明来自中原王朝的礼器被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物而接受，而中原王朝与某些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甚至有可能已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结盟。
陶盉、牙璋、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备受关注的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有不少和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撞脸”，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又一实证。“这三类器物都是高级别、高规格的，是等级身份的标志，也是礼制的代表。”赵海涛介绍，这表明，至少从二里头时期开始，两地就有着比较多的交流，二里头文化对成都平原地区三星堆文化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礼制层面。
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依靠着地理优势、国力强盛、文化繁荣，成为了当时华夏诸文明由满天星斗式向一枝独秀转变的中心。（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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