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头上戴花，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且住！自古男人戴花，至宋更加风雅。北宋大儒邵雍《插花吟》诗云：“头上花枝照酒卮(zhī)，酒卮中有好花枝。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况复筋骸粗康健，那堪时节正芳菲。酒涵花影红光溜，争忍花前不醉归。”
男人头上戴花，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且住！自古男人戴花，至宋更加风雅。北宋大儒邵雍《插花吟》诗云：“头上花枝照酒卮(zhī)，酒卮中有好花枝。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况复筋骸粗康健，那堪时节正芳菲。酒涵花影红光溜，争忍花前不醉归。”
邵雍时居洛南安乐窝，这一带居住着很多花农。他与花农聊天，问：牡丹与其他花卉比较起来，何异？花农笑道：牡丹为花，余则为‘果子花’！意思是说：桃树、李树、杏树开的花，只能称为果子花，因为这些树是为结果而开花。而牡丹则不同，牡丹开花，就为开花，牡丹是真正的花。
邵雍听了，觉得有趣，赋诗一首：“洛阳人惯见奇葩，桃李花开未当花。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方始乐无涯。”邵雍爱花，亦爱牡丹，每年春天，他都头插牡丹，优哉游哉地从天津桥上走过。上面那首诗，便是他60岁那年的春天写的。
诗的大意：我头插牡丹俯看盛酒器，美酒如水映我好花枝。经过了两个30年太平日子，亲眼见四任皇帝治下的盛世，况且这把年纪了我还算健康，更兼这洛阳春日花事芳菲。美酒荡漾着花影，若不在花前喝醉了怎舍得归去？
这首诗给出了两个信息：第一，北宋开国后经历了“百年无事”的升平时期，邵雍一生正好遇着真宗、仁宗、英宗、神宗治下的太平年景，国家安定，生活安泰，日子小康。第二，当时洛阳有牡丹花会，号称“万花会”，男人都戴花，而且还饮酒。
你该说：男人都戴花吗？只怕是浪漫的文人才戴花吧？难道大街上的推车汉、胡同里的卖柴人，也戴花么？那我告诉你，还真是都戴花！若不信，请你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这最后一句，就是说挑担子的小商贩也戴花。北宋的洛阳，牡丹花开时节，无论男女，不论阶层，不论贵贱，每个人的头上都顶一朵牡丹花，大街上的人海便是花海了。由于市场迫切需要“头花”，便形成了张家园、长寿寺东街、郭令宅等几个牡丹鲜切花市场。
岂止洛阳男人戴花，大宋所有男人都戴花，就连落草为寇者也戴花。比如《水浒》中的燕青“腰间斜插名人扇，鬓畔常簪四季花”；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杨雄“鬓边爱插翠芙蓉”；周通“鬓傍边插一枝罗帛像生花”。就连小喽啰们也“头巾边乱插着野花”。
这些可都是真爷们，并不是什么“娘炮”，个个不怕死，人人性剽悍，体壮如牛，生猛如虎，却一个个鬓边插花，两军对阵，打打杀杀，想想就觉得不伦不类，滑稽可笑。
其实也不可笑，这是一种习俗。头上插花，称为“簪花”，自古便有。先秦有男子戴花，唐朝也有男子簪花，到了宋朝就更普遍。唐代新科进士赴琼林宴时都要戴花，谁若不戴，便属违制。赴宴前夕，朝廷会挑选一两位年轻英俊的新进士去采花，称“探花郎”。如今影视剧中的那些新科状元，十字披红，帽上插花，当属真实的写照。到了宋代，男子戴花在诗词中俯拾即是，而且戴花首选牡丹，苏轼被贬杭州时作《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皆笑，十里珠帘半上钩。”苏轼戴了牡丹，喝了美酒，结果喝高了，要人搀扶着往家里走，十里长街上的人家，都挑起门帘看他可爱的样子。
北宋时洛阳是文化中心，号称西京，园林很多，每到春天，牡丹盛开，男人头戴牡丹，大街上人头攒动，蔚为大观。更有像邵雍、司马光这样的大学问家，不但戴花，而且作诗，把当时男子戴花的情形写进诗里，留传后世。
一般男子戴花也便罢了，就连皇帝也戴花。蔡絛《铁围山丛谈》记载：北宋元丰年间，神宗游览皇家宫苑“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意思是：宋神宗游览金明池这天，刚好从西京洛阳进贡来一朵牡丹，花的品种是“姚黄”，正是牡丹皇后，花朵非常硕大，达到一尺二寸，神宗当即抛开金明池栽种的宫花不戴，只戴上这朵洛阳牡丹(姚黄)回朝了……（孙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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