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紫陌旌旛暗相触，家家鸡犬惊上屋。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诸侯自顾土，无人领兵来护主。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紫陌旌旛暗相触，家家鸡犬惊上屋。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诸侯自顾土，无人领兵来护主。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永嘉是西晋在都城洛阳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永嘉年间，晋室南迁，大量中原士民避乱南渡，唐代诗人张籍这首《永嘉行》的最后两句，说的就是河洛正音的南传。
洛生咏，关键时刻能救命
东周时期，孔子周游列国，教授学生，皆用雅言。雅言就是当时中国所通行的语言，即最早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官话，可称河洛正音、洛阳音、河洛话等。西晋末年衣冠南渡，河洛正音被带到江南，即张籍诗中的“晋语”。
上篇我们说到，为了帮司马睿打理江山，丞相王导一直在调和各方矛盾。(详见8月15日A15版)晋室南迁之初，王导为拉拢江南士族，带头学吴语，因此受到北方士族讥讽。
名士刘惔初见王导，时值盛暑，王导把腹部压在弹棋盘上，说：“何乃渹(音同庆)！”吴人以冷为渹，王导是用吴语说：“真凉快啊！”刘惔后来对人讲，王丞相没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听到他说吴语罢了。当时北来士族之间，说话仍以洛阳音为主，刘惔是嫌王导失了名士的格调。
事实上，江南士族更羡慕中原士族的洛阳音，并热衷于学习洛下书生咏，又称洛生咏。洛生咏即洛阳书生的诵读、吟咏声，声音低沉粗重。
当初桓温欲篡位，埋伏武士，宴请百官，想趁机杀死掌权的谢安和王坦之。王坦之问谢安怎么办，谢安神色自若：“晋朝存亡，在此一行。”二人赴宴时，王坦之满面惊恐，浑身大汗，手版都拿倒了；谢安则疾行就座，当场作洛生咏，朗诵嵇康的诗作：“浩浩洪流，带我邦畿……”桓温被谢安洛生咏的气势震慑，当即撤兵，与谢安把酒言欢。
其实，在晋室南迁之前，已有江南士族开始学说洛阳话，比如陆机、陆云兄弟。东晋灭亡之后，洛生咏继续流传，影响很大。南朝齐张融曾在赴任路上遭劫，山贼要把他杀吃了。谁知他神色不动，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竟把他放了！
京洛之法变江南之俗
东晋时，江南士族不仅学说洛阳话，还仿效洛下风习。葛洪在《抱朴子》中说“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指江南人慕效中原洛阳人哀哭和居丧的风俗。
葛洪把孔夫子请出来给大家上课：孔夫子说了，死了亲人的人，就像失去母亲的婴儿，他的号哭声怎么还会是正常的声音呢？宁肯让哀痛有余而礼仪不足！况且哭是用来发泄哀伤的，好不好听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人“治饰其音”，造作夸饰哭声，并不是为了表达痛切之情，这样一来，反而消除了思念的感情。
葛洪还说，有些在大哀之中的显贵人士，身有疾病，所以表现另类，比如服食石散，为了发挥药效，要吃饭、饮酒，其实是为了保全性命；病势危急的，因怕风吹，怕受寒，故帷帐、床垫怎么舒服怎么用。那些“凡琐小人之有财力者”有样学样，服丧期间不待在守丧的位置上，而是“常在别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饮”，甚至和亲密的客人喝酒喝到大醉，还说：“此京洛之法也。”
在葛洪看来，江南士族一味效仿“京洛之法”，令哀哭、居丧都变了味。其实，“治饰其音”的洛阳哭法传到江南后，就成了江南之俗，在北方反而失传了。至于居丧风俗，吴地本就哀毁过于北方。魏晋名士行为放诞，不遵丧礼，多由服散引起。南渡之后，江南士族也进行效仿，大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杭州话里的北方音
纪录片《大运河》第二集里有句旁白：“鱼米之乡的浙江杭州，最叫人适意的却是一碗面条：片儿川。”片儿川的“儿”字，也与中原语言风俗南传有关。
杭州古称临安，是南宋都城，也是宋人南迁的主要落脚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军南下“搜山检海”捉宋高宗赵构，攻占临安七十余日，杀人放火，大肆劫掠，死者甚众。金军北撤后，高宗还朝，临安城的人口数量开始恢复。二三十年间，南下的中原人已“数倍土著”，且多为“富室大贾”。
宋代的官方语言是中原之音，包括洛阳话和汴京话。汴京和洛阳是北宋的东、西两京，宋室南迁后，两地有不少世家大族来到临安，也带来了中原之音。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南宋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宋孝宗在位期间，“门(音同革)门多取北人充赞喝，声雄如钟，殿陛间颇有京洛气象”。
很快，中原话就成了临安人的通用语言，到了明代，杭州城中还多为汴音。明代杭州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称：“(杭州)城中语音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音同户)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如今的杭州话里仍有北方音，比如做事一窝蜂叫杭儿风，上海青叫瓢儿菜，陆游住过的地方叫孩儿巷……（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杨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