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四十不惑，44岁的白居易却深为困惑，苦闷不已：“遭时荣悴一时间，岂是昭昭上天意？”
都说四十不惑，44岁的白居易却深为困惑，苦闷不已：“遭时荣悴一时间，岂是昭昭上天意？”
他正值壮年，本应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实现兼济天下之志，却硬被安上不孝的罪名，贬官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被迫来到人生转折点，白司马仕途不顺诗途顺，或许作诗才是他注定一生的事业。
同是天涯沦落人
“面痩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荣悴一时间”，转变太突然！唐天宝以后，官吏被贬须闻诏即行，白居易来不及消化这一意外打击，就草草辞家，踏上贬途。
公元815年秋，他出蓝田，过襄阳，乘船到江州。舟中雨夜，他满怀忧伤，何以解忧？唯有诗数行：“江云暗悠悠，江风冷修修。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头。船中有病客，左降向江州。”
途经鄂州(在今湖北武汉)，泊船夜宿，他写下《夜闻歌者》：“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似真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
不知您是否有同感，这首诗就像简本《琵琶行》，只不过弹琵琶成了唱歌；琵琶女自诉身世，而这个十七八岁的歌者只顾流泪，什么也不说。
真的这么巧？白居易在鄂州偶遇邻船歌者，次年秋天又在江州偶遇“舟中夜弹琵琶者”。或许这两者皆是他虚构的角色，不管是唱歌的娉婷少妇，还是弹琵琶的商人妇，其实都是他自己，同样“平生不得志”，同有“心中无限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无论如何，情是真的，琵琶曲传递的情感打动了白居易，《琵琶行》抒写的情感打动了我和你。
香炉峰在宅门前
江州司马，从五品下，品级不算低，俸禄亦足以养家，但这是一个闲官，不需要做事，也不需要负责，对于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笼子、一副枷锁。
好在江州有庐山。正如晚年在洛阳眷恋香山，白居易在江州时，亦曾心仪庐山。
公元816年秋，白居易始游庐山，发现香炉峰与遗爱寺一带“其境胜绝”，不禁“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于是，他想在香炉峰下遗爱寺旁建草堂。
次年春天，草堂落成。此前，他住司马宅，“萧条司马宅，门巷无人过。唯对大江水，秋风朝夕波”。打这以后，他有一半时间都住在山里，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
他甚至想过，以后归隐此处也不错，“官满更归何处去，香炉峰在宅门前”。
庐山有陶渊明故宅。白居易向来仰慕陶渊明，便访陶公旧宅，并作诗曰：“……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据《旧唐书》记载，白居易身处山中，与数位禅师交游，常常结伴游乐歌咏，“几欲忘其形骸”，有时一玩就是一个多月。江州刺史把他当朝廷显贵对待，从不责备他。
闲司马犹念洛阳
虽远离京城，毫无用武之地，白居易却仍关心时政，思念故园。
宰相武元衡被刺后，裴度专主讨伐淮西吴元济，然而诸军观望，将老无功，白居易深为忧虑。
秋来一片乡思，他作《西楼》诗曰：“小郡大江边，危楼夕照前。青芜卑湿地，白露泬寥天。乡国此时阻，家书何处传。仍闻陈蔡戍，转战已三年。”亦作《忆洛下故园》诗曰：“浔阳迁谪地，洛阳离乱年。烟尘三川(洛阳别称)上，炎瘴九江边。乡心坐如此，秋风仍飒然。”
他写信向好友元稹倾诉：“三月江水阔，悠悠桃花波。年芳与心事，此地共蹉跎。南国方谴谪，中原正兵戈。眼前故人少，头上白发多。”可他又能怎样？“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自己不得不做这个毫无用处的江州司马！
“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正是由于仕宦不得意，他才将心思更多地用于文学创作。
在赴江州途中，他曾潜心阅读李白、杜甫的诗集，分析李杜之所以“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正是因为他们饱尝离乱之苦与废弃之辱，所谓“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或许，作诗才是他注定一生的事业：“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
白居易的“壮心直气”难道就这样消耗殆尽了？就算他自己想得开，也有人替他想不开。在朝为官那些年，他虽四面树敌，但也积累了不少人脉，有人恨他，也有人记挂他，过不了多久，机会就来了。欲知后事，请看下期。（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杨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