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八王之乱(公元291年—公元306年)是西晋宗室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内乱，参加这场混战的八王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在这场持续16年的混战中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成为西晋政权崩溃的缩影。
西晋八王之乱(公元291年—公元306年)是西晋宗室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内乱，参加这场混战的八王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在这场持续16年的混战中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成为西晋政权崩溃的缩影。
八王之乱的起因
八王之乱的起因并非单一因素，而是分封制的制度缺陷、继承危机、权力博弈与社会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为巩固司马氏统治，推行分封制，将27位宗室成员封王并赋予地方军政大权。诸侯王在封地内拥有官吏任免、税收征收和军队指挥权，逐渐演变为独立王国。这种权力分散的结构，为后续宗室内斗提供了军事与经济基础。
西晋政权依赖士族支持，导致士族势力渗透至地方行政与军事系统。宗室王为扩大势力，往往与地方士族勾结，形成利益联盟。这种联盟进一步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八王之乱最重要的起因是晋武帝立储和纳太子妃两大错误。晋武帝有26个儿子，有名字记载的是18个。晋武帝的第一个皇后是杨艳，生下了司马轨、司马衷、司马柬3个儿子。司马轨两岁就死了，次子司马衷成为实际上的嫡长子。但是，司马衷天生弱智，但杨艳想让晋武帝立司马衷为太子，而晋武帝始终很犹豫。杨艳便暗中让她的舅舅赵粲从旁帮忙，赵粲就对晋武帝说：“衷儿年纪还很小，许多贤明的人都是大器晚成，陛下不必担心他不能担负国家重任，现在陛下即位后一直没有立储，国家就不能稳定。”晋武帝对赵粲的话很认同，于是在泰始三年(公元267年)立司马衷为皇太子。
后来司马衷到了婚娶的年龄，杨艳因为得到权臣贾充的妻子郭槐许多礼物，便蛊惑着武帝为司马衷娶了贾充又黑又丑的女儿贾南风。司马炎虽认为贾南风性妒貌丑，可是经不住杨艳的苦苦相求而最终以贾南风做了太子妃。
泰始十年秋，杨艳病危，她枕在晋武帝膝上说：“妾叔父杨骏的女儿杨芷美丽动人，希望陛下以备六宫。”晋武帝含泪答应，与杨艳握手为誓，表示决不负约。杨艳临死前还要推荐从妹做皇后其实是为儿子着想，因为司马衷过于愚蠢，地位不是很稳固。晋武帝也看破了她的心思，但因多年的恩爱夫妻，他不忍心违背杨艳的遗言，便将杨芷立为皇后。
杨芷入宫后，晋武帝为了表示对她的宠爱，将杨芷的父亲杨骏升为车骑将军，封临晋侯，把杨芷的叔叔杨珧、杨济也封了高官。朝中大权落入“三杨”之手。
公元290年，晋武帝驾崩，太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以贾南风为皇后，尊杨芷为皇太后。惠帝不能治理朝政，大权掌握在杨骏手中。杨芷让杨骏搬入太极殿居住，以便控制局势，防止生变。
八王之乱的全过程
贾南风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皇后，她的有名，是由于她创下若干个“中国之最”。她是中国历史上最淫荡的皇后，她的私生活可以说是一部“皇宫金瓶梅”；她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贪权的皇后，亲手戳死任何一位怀孕的妃嫔和看着不顺眼的大臣；她是中国历史上最貌丑的皇后，嫁给了中国历史上最愚蠢的皇帝。于是，这对“黄金搭挡”抬着西晋王朝走向崩溃之路。
贾南风图谋除掉杨骏，独揽大权。于是，她秘密派人跟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联络，要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骏。司马玮、司马亮带兵进入洛阳，杀掉杨骏和杨太后，司马亮做了辅政大臣。贾南风又挑拨司马玮、司马亮之间的关系，司马亮被杀。贾南风又伪造诏书，诛杀司马玮。从此，贾南风实操西晋大权。
惠帝即位后，立长子司马遹为太子。司马遹不是贾南风所生，他的生母是谢玖，原为司马炎的妃子。司马炎在自己的弱智儿子大婚前，担心他不通男女闺房之事，就让妃子谢玖前去传授，由此有了司马遹。司马遹聪慧，贾南风却欲除之而后快。元康九年(公元299年)腊月，贾南风诬陷司马遹谋反而废黜之。
太子被废，引起朝野内外群情激愤。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三月，贾南风令太医程据配制了毒药，然后矫诏派宦官孙虑前往许昌旧宫，伺机毒杀太子。孙虑逼太子吃毒药，太子坚决不肯服用。无奈，孙虑用药杵将其活活打死。
太子司马遹之死，是西晋大乱的导火线，贾南风也把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掌握禁军的赵王司马伦抓住了把柄，派禁军校尉、齐王司马冏带兵进宫逮捕并处死贾南风。
赵王伦掌握了政权，野心更大。他当了宰相还不满足。过了一年，干脆把晋惠帝软禁起来，自己称起皇帝来。他一即位，就把他的同党，不论文官武将，或是侍从、兵士，都封了大大小小的官职。那时候，当官的戴的官帽上面都用貂的尾巴做装饰。赵王伦封的官实在太多太滥了，官库里收藏的貂尾不够用，只好找些狗尾巴来凑数。所以，民间就编了歌谣来讽刺他们，叫“貂不足，狗尾续”。这就成语“狗尾续貂”的来历。
赵王司马伦篡位后，引发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联合起兵。三王率数十万大军攻入洛阳，诛杀司马伦及其党羽十万余人，洛阳城内“尸山血海，河水断流”。
三王胜利后内讧再起，司马冏被杀，长沙王司马乂乘机控制洛阳，但随即遭司马颙、司马颖联军围攻。东海王司马越趁机在洛阳城内政变，擒获司马乂，用火烤死，洛阳再次陷入大屠杀。
东海王司马越为对抗司马颙、司马颖，引入鲜卑、乌桓等外族军队参战。公元306年，司马颙、司马颖先后被诛杀，司马越最终控制洛阳，但鲜卑军队趁机劫掠，洛阳城“宫室焚毁，百姓流离”，彻底失去昔日盛景。这时，八王中的七个都死了，留下的最后一个东海王司马越。他把晋惠帝干脆毒死，立晋武帝的第二十五子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次年改元永嘉。
八王之乱下的都城之殇
八王之乱的核心特征是宗室诸王以洛阳为权力争夺的焦点，多次发动军事政变与战争。
首先是宫廷政变与禁军混战。政变初期，贾南风联合楚王司马玮诛杀辅政大臣杨骏(公元291年)，洛阳禁军(中军)成为政变主力。禁军内斗导致洛阳宫城多次被血洗，如赵王司马伦篡位时“宿卫兵死者数千”，禁军精锐的消耗削弱了都城防御。
其次是地方军与中央军的全面对抗。后期内战升级，诸王调集地方军队围攻洛阳。如成都王司马颖率邺城七万兵、河间王司马颙引关中兵入京，洛阳周边成为战场。永安元年(公元304年)的“荡阴之战”中，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激战，导致“死者相枕，河水为之不流”，洛阳近郊的农业生产设施被夷平。
同时，洛阳作为西晋都城，其社会结构在内乱中彻底崩溃。诸王为铲除异己，频繁清洗朝臣。如贾南风专政时诛杀卫瓘、司马亮等重臣，赵王司马伦篡位后屠杀张华、裴頠等士族领袖，导致官僚体系瘫痪，士族精英大量凋零。
最为严重的是，战乱引起了洛阳城水源枯竭。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联兵进攻洛阳，司马乂率兵防卫，双方交战。自八月至岁末，司马颖兵逼京师，司马颙大将张方决毁洛阳城外千金堨，水碓皆涸，洛阳城内缺水，司马乂于是下令王公奴婢用手舂米供军，男子十三岁以上均从役，又发奴助兵。公私穷蹙，民众饥乏，米价暴涨，一石万钱，饥荒空前严重。《晋书·食货志》说，洛阳城内“百姓流亡，白骨蔽野”。战争也导致交通断绝，市场被毁。内战的诸王纵兵劫掠，市井为墟，手工业者逃亡或沦为流民。
另外，洛阳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汉晋文化的象征，其破坏具有精神层面的毁灭性。太庙、明堂等象征皇权的建筑在战火中多次被焚毁。如赵王司马伦篡位时，为彰显正统重修的太庙，但随即在兵败后被夷平，礼制秩序随之崩塌。洛阳原为学术的中心，《世说新语》说，战乱中“名士减半”。如潘岳、陆机等文士卷入政治斗争被杀，文化传承出现断层，加速了中原文化的衰落。
八王之乱对洛阳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军事冲突摧毁了城市实体，社会动荡瓦解了统治根基，经济崩溃切断了生存命脉，文化湮灭消解了精神认同。这一破坏不仅是西晋灭亡的直接诱因，更开启了“五胡乱华”的序幕。（郑贞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