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现代高考相比，古代科举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唐朝每年考中进士二三十个；北宋多点儿，每年也不过一百来个。
跟现代高考相比，古代科举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唐朝每年考中进士二三十个；北宋多点儿，每年也不过一百来个。许多金榜题名者名传千载，有人凭实力上榜，有人靠运气入围。
晏殊：请皇帝换个题目
唐代科举设有“童子科”，规定“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与官，通七者与出身”，即前者得官，后者赐出身。宋朝沿袭唐代制度，也出了不少“神童”，比如晚年曾到洛阳任西京留守的晏殊。
据《宋史》《梦溪笔谈》记载，晏殊7岁就会写文章，14岁时被人以“神童”的名义推荐给朝廷，于是奉召进了京城。当时恰逢皇帝亲自面试进士，晏殊便被安排一同参加考试。
考试共三天，第一天，晏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很快就交了卷。皇帝看了答卷十分赞赏，“赐同进士出身”。后两天考诗、赋、论，晏殊一看题目就举手报告：“我十天前就写过这篇赋了，草稿还在，请皇上另外命题！”
押中考题不偷着乐吧，居然还请求换题，而且换了题依然答得很好，可见晏殊不光实诚，还真有实力！
苏轼：想当然“编”个典故
半个世纪后，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兄弟俩进京赶考了。
这年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他发现一篇“满分作文”，想取为第一名，又怕是自己的门人曾巩所作，为免遭人非议，最终故意将其定为第二名，谁知作者竟是比曾巩年轻18岁的苏轼。
欧阳修再三品读苏轼的作文，觉得写得真好，就是其中有句“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不知出自何处。正好苏轼登门拜谒，他就问其典故出自哪里？苏轼回答：“此事记载在《三国志》的《孔融传注》中。”待苏轼告辞，欧阳修赶紧翻书，都快把《三国志》翻烂了也没找到。
他日再见，欧阳修又问，苏轼解释道：“曹操灭袁绍后，将袁熙的妻子赐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表示不满，说：‘昔日武王伐纣，将妲己赐给周公。’曹操惊问此话出处，孔融回答：‘我以您今日之事推测古人，想当然罢了。’而尧和皋陶的事，我也是想当然罢了。”
想当然的典故都能作为论据，这不是胡编乱造吗？对此，南宋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分析，苏轼借鉴了孔融的用意，但也参考了《礼记》中的典故，他提到的“三宥”之事，或许确实与尧舜时代的典故有关，只是出处难以考证罢了。
难怪欧阳修非但不怪罪苏轼，反而大为赞赏：“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幸运：巧遇热心学霸
有实力的凭实力，没实力的看运气。这不，来了个运气好的。
南宋俞琰(音同眼)在《书斋夜话》中记载，有个叫刘之杰的人进京赶考，考到第三场，策论一共三道题，才答完第一道，忽觉腹痛难忍，只得将试卷往胳肢窝里一夹，直奔茅房而去。
待出恭完毕，他急着返回考场，却忘了拿插在茅房门上的试卷。等他再回来寻，试卷已不见踪影。这下肯定考不上了，他懊恼万分，沮丧不已。
谁知，揭榜后，竟有人来向他道喜！
刘之杰后来屡屡升迁，当了大官。一次，有个县令因公事拖延被追责，正好由他查问。这县令一见他就说：“当年我侥幸考中进士，有幸与您同榜，今天正好有句话想对您说……”
感觉此人话里有话，刘之杰便将其带到屏风后询问缘由。县令说：“当时我也上茅房，看到您的试卷还差两道题没答，就替您补写完整交了上去。”
哎呀，原来如此！刘之杰大喜：“我一生仕途皆拜您所赐啊！您为何不早点来找我呢？”
随后，他把老婆孩子都喊出来，环绕着恩公向其行礼，并说：“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公也！”
倒霉：狂风卷走试卷
话说这位县令还真是厉害，不光答完了自己的试卷，还替别人做了两道大题，刘之杰能遇见他，真是幸运啊！相比之下，明代进士刘淮就是个倒霉蛋咯。
自明代起，殿试之后，只有一甲三名授翰林院官，二甲及三甲进士还要参加考选，称为考馆，通过后方能入翰林院继续学习。
据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记载，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来自河南的进士刘淮考馆，忽然一阵狂风袭来，把刘淮的试卷卷向空中。试卷忽忽悠悠飘过五凤楼，害得刘淮一路狂奔，直追到南御河边，才将试卷追回来。这试卷好歹没掉到河里，刘淮运气也不算太差，只可惜当时的主考官是首辅杨廷和，此人对属僚做事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也不管刘淮试卷答得好不好，就在上头批了俩大字：“不谨”！刘淮就这样落榜了。（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杨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