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读书人来说，家财万贯不如家藏万卷，文人士大夫最慷慨的馈赠，莫过于“把我的书都送给他”；他们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便是毕生积攒的藏书。藏书大家不小气，谁想看书？来我家，借给你！
对古代读书人来说，家财万贯不如家藏万卷，文人士大夫最慷慨的馈赠，莫过于“把我的书都送给他”；他们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便是毕生积攒的藏书。藏书大家不小气，谁想看书？来我家，借给你！
蔡邕藏书给了谁
形容一个人学问渊博，人们往往说其“学富五车”，这一成语源自战国名辩学派的代表人物惠施，《庄子》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那时的书是竹简、木牍，五车实际上没多少。到了东汉中叶，蔡伦在洛阳改进造纸术，书籍的传抄才变得方便起来，汉末蔡邕才能够家藏万卷。
蔡邕的万卷藏书传给了两个人，一是他女儿蔡文姬，一是“建安七子”之一王粲。
蔡文姬博学有才辩，通音律。据《后汉书》记载，汉末大乱，她被董卓部将虏获，在匈奴生活十二年，为南匈奴左贤王生下两个儿子。曹操过去与蔡邕关系甚好，想到蔡邕无后，便以黄金、璧玉将蔡文姬赎了回来。
曹操赎回来的不仅是蔡文姬这个人，还有她记在脑中的那些书。蔡邕传给女儿的四千余卷藏书，都在战乱之中散失了，但蔡文姬脑子好使，背下来四百余篇，后来都默写下来，送给了曹操。
蔡邕藏书万卷，除了留给女儿的四千余卷，其余的都送给了王粲。据《三国志》记载，蔡邕初次见到王粲，就发现他是个奇才。当时，蔡邕已是“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家中常常“宾客盈坐”。王粲上门拜访，众人见蔡邕慌里慌张出来迎接一个毛头小子，都十分吃惊。只听蔡邕介绍道：“这位是司空王畅的孙子王粲，真乃奇才，我自愧不如。我家里收藏的书籍文章，应当全部送给他。”
藏书成为“传家宝”
到了宋代，手抄书籍多半被雕版刻印取代，官刻私刻并行发展，出现不少藏书家。有人为后代积攒万卷藏书，堪比留下金山银山。
宋初有个叫丁顗(音同乙)的藏书家，据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记载，丁凯把家中钱财都用来买书藏书，为了好好存放他的八千卷书籍，还特意盖了一间大书房。他曾说：“吾聚书多，虽不能读，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矣。”真有先见之明！丁顗的儿子丁逢吉、孙子丁度，后来都读书成才，在朝为官。
宋绶(字公垂)比丁度晚生一年，他后来继承的藏书更多，成为北宋首屈一指的藏书家。据《宋史》记载，宋绶小时候聪明机警，深受外祖父杨徽之的器重与喜爱。杨徽之无子，便将藏书全都给了外孙宋绶。宋绶不负外祖父厚望，“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他总是手不释卷，上厕所也要带着书，欧阳修在《归田录》中引谢希深的话称：“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
毕士安是宋初宰相，也是一位藏书家。据《宋史》记载，他治学严谨，曾负责校勘《三国志》等典籍，有人主张删改其中不良内容，但他认为这些内容既可警诫世人，也能激励后人向善，并坚持历史的善恶都应被如实记载。
那时候的书质量参差不齐，毕士安晚年视力不济，依然每日读书不辍，对所藏之书，皆亲自校勘，誊写。他的藏书后来悉数送给孙女婿宋绶。
宋绶藏书宏富，质量上乘，藏书两万余卷，都要亲自校勘。据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宋绶常说：“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二位老人家为“传家宝”找的继承人，靠谱！
开放“私人图书馆”
宋绶的藏书后来到了儿子宋敏求手中，宋敏求使藏书数量进一步增加，《宋史》称“敏求家藏书三万卷”。据《宋才子传笺证》记载，宋敏求“平生无他嗜好，惟沉酣简牍，以为娱乐，虽甚寒暑，未尝释卷”。宋敏求对书籍质量的追求，比起长辈有过之无不及，退朝后常与子侄一起校勘藏书，故而他的藏书“最号精密”。
宋敏求在亳州做官时，刘恕不惜跋涉数百里地，到宋敏求的“私人图书馆”抄书，为他后来协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积累了许多文献资料。
据南宋朱弁《风月堂诗话》等记载，宋敏求在东京时住在春明坊，王安石曾租住在他家隔壁，有段时间老找他借唐人诗集。宋敏求顺道提了个要求：拜托王安石把比较好的唐诗挑出来。于是，王安石读到心动的诗就抄，边看边抄，硬是抄了1246首，编成《唐百家诗选》，流传至今。
朱弁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曲洧旧闻》中转述宋敏求的话“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并称宋家藏书每一本都校对了三五遍。为了到宋敏求家借书看，爱读书的士大夫都到春明坊租房子，导致春明坊的房租比别的地方高出一倍。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藏书没能保存下来，在宋敏求去世20年后被焚毁，化为烟尘。所幸宋敏求自己的作品流传了下来，比如《河南志》。北宋以洛阳为西京，又称河南府。宋绶任礼部尚书时，曾出知河南府，在洛阳任职。宋敏求在宋仁宗时也当过西京通判，对洛阳比较熟悉。他在《河南志》中记述了上起周代、下迄唐宋的洛阳城阙、古迹、人物等，为洛阳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杨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