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国家文物局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透露，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的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这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示意图(图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9日，国家文物局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透露，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的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这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二里头遗址是王朝阶段的都邑性遗址
发布会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自实施以来，取得了一系列进展，深化了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认识。项目研究认为，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
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对这一时代的研究以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常怀颖表示，三星堆遗址是地方性的，二里头遗址则是王朝阶段的都邑性遗址，在探源研究20多年的历程中，这两个遗址始终被大家高度关注并持续推进工作。
遗址空间内可能存在12个至15个方格
“二里头遗址近年最重要的发现是深化了网格形结构的城邑布局，像现代城市建筑当中一个个街区。”常怀颖介绍，原来以为二里头遗址的街区是“井字形”的，新的发现突破了这一认识。
对此，记者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进行了详细解释。“2019年，我们从‘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开始发掘，陆续发现多条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夯土墙，它们多与宫城城墙在同一条直线上或平行。”赵海涛说，据此推测，已知的作坊区、宫城区、祭祀区附近存在其他分区，这意味着二里头遗址中可能不止“九宫格”，而是由若干方格组成的。
方格有多少？发布会透露，从已知发掘情况来看，在二里头遗址空间里，可能存在12个至15个方格，不排除未来发掘出新方格的可能性。
方正、规整的网格，显示社会结构等级有序
“不同小方格或小街区的功能可能不一样，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确定中间的宫城区是贵族居住区或者行政区域。”常怀颖介绍，“九宫格”南边可能是高等级手工业作坊区，如绿松石器作坊和铸铜作坊，北边可能是祭祀区。
这样的分布蕴含哪些文明信息？赵海涛说，多网格式布局确立了都邑规划布局的基础框架——祭祀区、宫城区和作坊区这3个重要的区域恰好在中路，宫城区位居中心，重要遗存分布在宫城区的周围。这完全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都城规划特点。这种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已有成熟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吸收早期文明精华，社会发展进入新样态
在考古工作者眼中，每一道墙垣都藏着历史的密码。“这些墙看起来只是夯土墙，但在那个时代，它们的意义可不一样，因为这样的直线型布局代表早期城市营建的整体性规划和数学测量意义。”常怀颖说，二里头遗址每个方格墙垣的方向都是垂直或者平行的，街区大小有明显规划，布局严谨。
文献记载，周朝人在营建城市之前要进行规划。如今，通过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可以证明，在王朝形成的阶段，在阶级开始不断强化的时代，城市营建已出现了整体性布局和规划，这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利用分配土地，并且在不同土地框架当中进行人的区分和功能区分，代表着社会发展进入新样态。
常怀颖表示，这是和浙江余杭良渚、陕西神木石峁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发展状态，二里头是把此前历史发展阶段中人类发现的知识精华和认识精华吸纳后，有了自己的发展。
发现制陶作坊，为夏商周制陶工艺提供例证
在多网格式布局发现之外，二里头遗址首次发现了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包括制陶工艺的多个阶段。赵海涛介绍，2020年至2021年，在祭祀区以西约300米处，考古人员发现了存泥坑、泥坯、陶垫、修整工具、陶窑、烧土、炉渣、变形陶器和大量碎陶片等遗存。2021年，在遗址北缘，考古人员发掘出一座陶窑，在陶窑近旁的废弃堆积中发现较多红烧土、灰烧土块，并发现多个陶垫、多块深腹罐泥坯。据此可推测，祭祀区以西和遗址北缘西段可能各存在一处制陶作坊。
“在既往夏商周三代作坊中，制陶作坊发现得并不多。这次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制陶作坊可以为三代手工业尤其是制陶工艺在都城当中如何布局、如何运作提供非常好的例证。”常怀颖说，二里头遗址宫城区中还发现了年代相对较晚的制骨作坊，有待进一步研究。
2021年，二里头遗址偏北区域出土了800多片外表带有红色的陶片，这些陶片多为陶盆残片，考古人员推测，陶盆可能为盛装漆的容器。常怀颖表示，如果一个城市中开始出现漆器，漆器生产是不是在城市中完成的非常重要，这个迹象可能指向二里头能够自行生产漆器。
二里头人群汇集能力远超古国时代
多学科研究在二里头也有一些新成果，比如二里头与良渚、石峁相比，人群汇集能力远远超过史前时期的古国时代。研究表明，二里头遗址中能够见到的人群往来、物质文化往来的地缘辐射程度或吸纳程度已不是区域性的，而是跨区域出现的。
最新研究还发现，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在玉器方面，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域突然集中出现璋、钺、刀等大型玉兵器，以及用优质闪石玉制成的柄形饰等礼器，同时延续数千年的绿松石工艺突变，绿松石与青铜组合成新型礼器，如大家熟悉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这些生产原料从哪儿来？研究表明，绿松石大概率来自秦岭区域，而随着二里头铜器生产产业链条的拉长和分离，所使用的铜料、铅料、锡料来自不同地方，但是，它们被汇聚到二里头进行生产，说明了当时王朝的辐射范围之大和生产技术之先进。
赵海涛表示，二里头文化既是对古国时代的总结，也是王朝时代的发端。它奠定了商周文明发展的主要基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也是中华文明进程中当之无愧的核心和引领者。（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卢杨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