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是活力，绿是希望，即便身在荒漠，人的眼里、心里也会有花有树，所以鲁迅先生才会念叨：“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中国人历来好植绿护绿，《山海经》里有个夸父逐日的神话故事：夸父奋力追赶太阳，口渴而死，身躯化作高山，手杖化作桃林，死了也不忘绿染山野。
3月12日是植树节，我们来聊聊古代的那些“植树标兵”。
少发牢骚多种树
河洛地区自古便有植树护林的好风俗。
相传，四千多年前，黄帝联合炎帝打败蚩尤，在河洛地区建立了部落联盟。当时的人们像鸟兽一样在树上搭窝、在山洞穴居，黄帝教大家在平地上建屋居住，过上安定生活。
问题是，由于过度砍伐树木，水土流失严重，山洪暴发，冲走了许多人。为改善居住环境，黄帝带头栽了一棵树。在他的引领下，植树造林渐成传统。
我国有信史可查的植树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河洛先民认为“孟春之月，盛德在木”，初春植树造林不但能休养民生、巩固水土，还能藏风聚气、拱卫城池。
洛阳乃夏都斟鄩、商都西亳、东周王城所在地。
史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代开国君王大禹很重视林木保护，规定春季不得砍伐山林，以维护草木生长。商代统治者鼓励人们在房前屋后栽花植树。
周代有专门掌管植树护林的官方机构——“山虞”和“林衡”。《周礼》里说，朝廷把树当宝贝，“凡窃木者有刑罚”。
古时盛行土葬，人死后得装进棺材下葬。为了动员群众多植树，周王朝规定“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不树者无椁”。“里布”是货币，“椁”是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材。这就是说，要是门前没棵树，不但活着时得交重税，死了还不能厚葬——棺椁通常是用木材打造的，年轻时不好好种树，老了连造棺材的木料都没有！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谁还敢不种树？于是，大伙儿加油植树，东周王城洛阳草木蓊郁，欣欣向荣。
洛城之外，各诸侯国的植树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打得你死我活，却也没忘种树。齐国名相管仲直接把护树拔高到了治国高度，说是守不住山林的君王没资格当君王。为了鼓励老百姓多种树，他还推出了令人咂舌的奖励措施：“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啧啧，一斤黄金啊！
真可谓，发家致富不是梦，少发牢骚多种树！
万万不可毁驿树
历代统治者但凡不糊涂，无不鼓励植树造林。
秦代在“高速公路”秦直道两旁种行道树。汉代皇帝下诏鼓励民众多种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下达了硬性种树指标，给男夫分地，规定其至少“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株”。
隋炀帝也是“种树达人”。他迁都洛阳后，不但亲率众臣种树，还给民间的“植树标兵”发补贴——每种活一棵柳树，官府赏细绢一匹。
唐宋时期的“植树标兵”更是数不胜数，上至天子下到庶民皆爱种树。官府动员群众在道路两旁种行道树，定时养护，随时补栽。洛阳汉子赵匡胤当上宋朝开国皇帝后，规定垦荒植树者可免缴田租，植树成绩出色的官吏可升职加薪。
明清时期，城乡植树蔚然成风，驿道两旁多有行道树。
古时的驿道是土路，车马经过，尘土飞扬。种树可吸附尘埃、荫蔽行人，还可稳固路基，免得雨水冲毁道路，因此官府很重视驿道绿化。唐朝规定，毁驿树者打50大板。
隋唐时期，洛阳驿道四通八达，官差、商队、镖车、赶考学子络绎不绝。驿道上种的多是槐树、柳树、松柏，形态美，好成活；也有桃树、李树，果实成熟季节，行人可以摘果子吃。
槐树高大茂密，被尊为“官槐”。白居易有诗云：“轻衣稳马槐阴路，渐近东来渐少尘。”说的是越往洛阳走，道路绿化越好，可见植树这事儿洛阳一直搞得不赖。
青山见我应如是
白居易是不折不扣的“植树标兵”。他平生有两大爱好，一个是写诗，一个是种树，“每日领童仆，荷锄仍决渠”，走到哪儿种到哪儿。
老白在忠州(今重庆一带)工作时，见城东山坡上光秃秃的，马上“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当杭州刺史时，带头在西湖上筑起长堤，栽种柳树，世人美其名曰“白堤”。
年纪大了之后，老白退居二线，定居洛阳履道里，种树种得更起劲儿了，“平旦领仆使，乘春亲指挥，移花夹暖室，徙竹覆寒池”，春天领着家丁大力植树，忙活得出了一身汗。
宋代大文豪苏轼也是“植树标兵”。他把白居易当偶像，自号“东坡”，也在“东坡”上开荒植树，写了不少种树心得。后来他去杭州当官，又在西湖堤上种树，打造了醉人的“苏堤春晓”美景。
宋代的辛弃疾老来举杯独酌，叹知音寥寥，幸有青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说句题外话，有树方才有青山，无树那就是荒山——不多种几棵树，老了连青山都没得看！（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张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