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中国货币的重要发源地。千年古都的文化积淀使邙山上下、伊洛之滨成为蕴藏华夏钱币的风水宝地。在洛阳发现的历代钱币在中国钱币文化中既有广泛的代表性，又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本报今起开设《洛阳钱币史话》栏目，为大家阐述洛阳钱币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对中国钱币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中国货币的重要发源地。千年古都的文化积淀使邙山上下、伊洛之滨成为蕴藏华夏钱币的风水宝地。在洛阳发现的历代钱币在中国钱币文化中既有广泛的代表性，又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本报今起开设《洛阳钱币史话》栏目，为大家阐述洛阳钱币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对中国钱币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贝币是我国夏、商和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实物货币，最早形成于河洛地区。1961年，洛宁县陈吴乡禄北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枚红陶拟枣贝，表明早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史前时期，产于南海的贝壳就已辗转千里，流入中原内地。贝币的产生不仅为中国古代的经济立了丰功，而且对中国文化、风俗具有深远影响。
社会发展贝币应运而生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物质需求不断扩大，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了。由于贝壳大小适中，便于携带和计数，又比较稀缺，天然贝壳就自然而然地充当起商品交换时的一般等价物。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贝壳是最珍贵的东西。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浅海的贝类，小巧玲珑、色彩鲜艳、坚固耐用，是原始居民最喜爱的一种装饰品。1961年，洛宁县陈吴乡禄北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枚红陶拟枣贝，表明早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史前时期，产于南海的贝壳就已辗转千里，流入中原内地。
贝币的计量单位是“朋”。朋的古字本义是指一串或两串相连的贝壳，后来逐渐演化成计量单位，现在一般多认为两串五个大贝壳或两串十个小贝壳为“一朋”。《诗经·小雅·菁菁者莪》里有这样的句子：“既见君子，锡我百朋”。“锡我百朋”就是赏给我一百朋钱的意思。
据市文物管理局研究员、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兼学术委员蔡运章介绍，随着商品交换范围的逐步扩大，贝币在夏代已成为主要货币，直至商末西周中期，贝币都大量流通。我市很多墓葬中都发现有贝币，如偃师二里头遗址、西工区中州路的西周前期墓葬和东周墓葬。这些贝币有的含于死者口中，有的放置于椁(guǒ ，古代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材)内，有的放在椁盖上做装饰品用，有的与蛤蜊(gé lí)并列串在一起挂于死者的颈部或腕上，这也说明了贝在当时已成为财富的重要象征。而臣下若能获得帝王赏赐的贝币，更是极大的荣耀。
需求猛增仿贝纷纷“补位”
作为货币使用的贝壳多为卵圆形，表面有光泽，壳口较窄，在腹面近中部的两唇缘有长短不同的齿，其学名为“货贝”(又名“齿贝”)。为了便于携带，货贝背部多凿有小孔，早期孔相对小，称之为“小孔式货贝”；以后穿孔逐渐扩大，称为“大孔式货贝”。除此之外，天然贝壳的品种还有很多，如“拟枣贝”、“阿文绶贝”(又名“大贝”、“虎斑贝”)、“伶鼬榧螺”(líng yòu fěi luó，为榧螺科动物伶鼬榧螺的壳)等。
到了商代晚期，由于人口增多、农业进步、手工业发达、商贸往来频繁等因素，贝币需求量猛增，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时，人们便想出了以其他材料防制贝壳代替贝币，就有了陶贝、石贝、骨贝、玉贝、铜贝、金贝等。其中铜仿贝以其大小、重量、价值比较统一，而且能够大量就地铸造的优势进入了流通领域，堪称是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
铜仿贝早期形制与天然贝币形制相近，到后期又出现了有文字的铜仿贝，被称为“有文铜贝”，它的外观有的像蚂蚁爬上了鼻子，有的像鬼脸，所以俗称“蚁鼻钱”或“鬼脸钱”。铜仿贝的面纹多达十余种，但形制基本一致，都是上宽下窄的瓜子形，面部有文字，背部平整光滑。洛阳地区的铜仿贝有无文铜贝和蚁鼻钱两类。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无文铜贝多出土于东周大型墓葬之中，而蚁鼻钱由于是楚国货币，在洛阳地区发现甚少，如今在偃师商城博物馆有少量馆藏，宜阳县三乡镇韩国故城遗址中也有出土。
以“贝”为宝文化含义丰富
贝币作为历史货币，不仅为中国的古代经济立了丰功，而且对中国文化、风俗具有深远影响。贝币虽小却集经济、历史、文化多重含义于一身，颇受钱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在现代的中国汉字中，多数与价值、财货、经济活动发生关联的事物或行为的字偏旁都为“贝”，如：财、货、贸、赊、贷、资、贿、费、赔、赎等。比如“赚”字左为“贝”字，右为“兼”字，就是说凡事要兼而顾之，团结协作，方能赚钱。
此外，贝的民俗文化与象征意义也颇为丰富。古时，凡参加重要庆典的男女，身上均要佩戴贝壳头饰、冠饰和腕饰，尤其在嫁娶时，男方一定要为女方送去贝壳饰物作为聘金。在江浙一带的农村，家长将贝佩挂于孩童的身上以期望其健康成长，驱邪生财，更有父母干脆叫儿女为“宝贝”也是此意。现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还有除夕夜吃贝的习俗，吃贝象征来年财源滚滚、富贵吉祥。
（记者 李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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