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是人类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夏商周文明的典型代表。二里头青铜器的主要种类、形制特征和铸造工艺及其形成过程等问题，都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课题。
二里头青铜器的考古发现和基本种类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奠定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基础。这些青铜器，种类众多、工艺复杂，主要有容器、兵器、工具及乐器等四大类，共计250多件。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冶炼遗物，主要发现于Ⅳ区及Ⅴ区的建筑基址、灰坑和地层中，总计70余件。
(一)青铜容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有鼎、爵、鬲、斝、盉、觚、角等器型。
⒈青铜鼎
二里头遗址出土被编为87VM1：1号的铜鼎1件。《说文·鼎部》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汉书·五行志中》说：“鼎者，宗庙之宝器也。”青铜鼎本是烹饪食物的炊器，而后逐渐演变为祭祀神灵的礼器。
⒉青铜爵
二里头遗址共出土铜爵12件，是目前该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青铜礼器。《说文·鬯部》说：“爵，礼器也。”《左传·桓公二年》载：“舍爵，策勋焉。”杜预注：“爵，饮酒器也。”这说明青铜爵是夏商周时期常见的饮酒礼器。
⒊青铜斝
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斝3件。《说文·斗部》说：“斝，玉爵也。”《礼记·明堂位》载：“爵，夏后氏以盏，殷以斝，周以爵。”这说明斝是与爵类同的饮酒礼器。
⒋青铜盉
二里头遗址出土被编为86ⅡM1：1号的青铜盉1件。《说文·皿部》说：“盉，调味也。”段玉裁注：“古器有名盉者，因其可以和羹而名之盉也。”《玉篇·皿部》说：“盉，调味也。”《广韵·戈韵》载：“盉，调五味也。”这说明青铜盉是用来调和五味的容器。
青铜礼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典型特征。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礼器，器形多仿自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器，具有原创性的明显特色。
(二)青铜兵器
青铜兵器是古代青铜器的重要门类。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兵器，有戈、戚、钺、镞等器。其中，铜镞的数量最多，目前已发现40余枚。
⒈青铜戈
这里已发现青铜戈2件。《说文·戈部》说：“戈，平头戟也。”段玉裁注：“戈、戟皆句兵。”《尚书·牧誓》“称尔戈”孔安国传：“戈，戟也。”《周礼·考工记·冶氏》载：“已句则不决。”郑玄注：“戈，句兵也。”青铜戈是夏商周时期常见的兵器。戈上装有约1.2米长的短柄，是可以砍击和钩杀的兵器。
⒉青铜钺
二里头遗址出土被编为2000YLⅢc：1号的铜钺1件。《尚书·牧誓》载：“王左杖黄钺。”蔡沈集传：“钺，斧也。”《庄子·胠箧》说：“斧钺之威。”成玄英疏：“小曰斧，大曰钺。”《小尔雅·广诂》说：“钺，斧也。”铜钺是古代常见的青铜兵器，也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
⒊青铜戚
二里头遗址出土被编为ⅥK3：1号的1件铜戚。《说文·戈部》说：“戚，戉也。”“戉”同钺。《后汉书·崔寔传》说：“干戚之舞。”李贤注：“戚，钺也。”《诗经·大雅·公刘》载：“干戈戚扬。”毛传：“戚，斧也。”这说明青铜戚当属斧、钺类兵器。
⒋青铜镞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青铜镞40余枚，大体可分为尖锥形、圆叶形、圆脊双翼形和棱脊双翼形四大类。《说文·金部》说：“镞，利也。”《尔雅·释器》邢昺疏：“镞，箭头也。”《广雅·释器》载：“镞，镝也。”铜镞俗名箭头，是安装在箭端挽弓远射的兵器。
(三)青铜工具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工具，有刀、锛、凿、锥、锯、镢、钻、纺轮、鱼钩等器。
⒈青铜刀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青铜刀33件。可分为直背环首斜刃、直背凸刃和直背斜刃三种。青铜刀是古代常见的切削工具。《说文·刀部》说：“刀，兵也。”《释名·释兵》载：“刀，到也。以斩伐到其所乃击之也。”小型青铜刀属切削工具，大型的青铜刀则是常见的兵器，
⒉青铜锛
二里头遗址出土被编为ⅢT212F2：10号的铜锛1件。锛，属釿、斧类工具。《康熙字典·金部》引《集韵》说：“锛，逋昆切，音奔，平木器。”《说文·金部》载：“釿，剂断也。”《集韵·欣韵》说：“釿，平木具。”这说明铜锛本是古代用来砍平木料的工具。
⒊青铜凿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青铜凿8件，均为长条斜刃形。《说文·金部》说：“凿，穿木也。”《楚辞·离骚》说：“不量凿以正枘兮。”洪兴祖补注：“凿，穿孔也。”这说明青铜凿是对木材穿孔凿眼的工具。
⒋青铜锥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出土被编为ⅤH66：1号的铜锥1件，体扁平且向一侧弯曲，四棱向前收聚成锥尖。《说文·金部》：“锥，锐也。”《释名·释用器》：“锥，利也。”《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引锥自刺其股”。鲍彪注：“锥，锐也，针之类。”这说明锥是针类的穿孔工具。
同时，二里头遗址还出土青铜锯、纺轮、鱼钩等工具。这里出土的青铜兵器和工具，多仿自同时期的石质兵器和工具。
(四)青铜乐器
青铜铃是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乐器类的主要器形，目前已发现10多件。青铜铃是我国古代常见的乐器。《说文·金部》说：“铃，令丁也。”《诗经·周颂·载见》“和铃央央”毛传：“铃在旂上。”《左传·桓公二年》载：“锡銮和铃。”杜预注：“铃在旂。”铜铃悬挂在旗杆上，摇动起来便会发出祥和悦耳的声音，乃是安宁祥和的象征。
二里头青铜器除了上述所说的四类，还有青铜牌饰、青铜条、青铜饰品和青铜渣等器物。这些重要发现，说明我国早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文明时代。
二里头青铜器的铸造作坊和工艺特征
二里头遗址不但出土大量精美的青铜器，还发现一座大型青铜器铸造作坊遗址。这对研究夏代的青铜文明，具有重要价值。
(一)二里头的围垣作坊遗址
这座铸铜作坊遗址位于宫殿区以南的台地上，面积近2万平方米。这里发现“夯土围垣设施的北墙和东墙北段”。“围垣分别沿宫城南大道的南缘和宫城东大道向南延伸部分的西缘”营建，使作坊“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围垣作坊区内，已发现青铜浇铸、绿松石加工、路土和豪沟等遗存。其年代从二里头文化二期早段直至四期晚段。
该遗址位于围垣内南部的中间地带。这里发现有多座铜器浇铸场及与铸铜相关的房址、窑址、灰坑和冶铸时留下的大量铜渣、陶范等残片，连续使用的时间约300年。在作坊区南部还发现长约100米、宽16米、深约3米的水渠遗址。这是我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大型铸铜作坊遗址。
同时，在围垣作坊的东北部还发现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数千枚小块绿松石原料、石核、半成品和废料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该坑的面积约1000平方米，年代属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直至四期晚段，表明这里应当是一处绿松石加工作坊遗址。
(二)二里头青铜器的铸造工艺
二里头青铜器的铸造，多使用陶范浑铸而成。这些铜器的铸造技术，有一个从双范铸造到多范合铸的发展过程，生产工具和兵器，多采用双面范浇铸而成。鼎、爵、斝、盉、觚等铜容器，都是采用多范合铸成的。有的铜爵至少是采用四块陶范合铸才能制成。同时，当时的分范铸造技术，已掌握采用“泥芯撑”及“划线和销钉”的定位技术。尽管青铜容器的形体不大，但器壁大都匀薄，这充分显示出当时的铸造工艺，已表现出合范时严格的定位和合理的分范技术。同时，已采用补铸技术来修补铜器的缺陷等。特别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制作精美、工艺复杂，在地下埋藏三四千年后仍然坚固美观。这不仅需要熟练铸造技术，而且需要高超的镶嵌黏合技术。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合金成分，经分析测验大都是含有铜、锡、铅三种金属的青铜器。这说明这些铜器的合金材质非常复杂，具有早期冶金技术从发端迈向成熟和规范阶段的典型特征。
(三)二里头青铜器的典型特征
二里头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时代特征。第一，这些青铜器的形制大都较为简单，主要是模仿同时期的陶器和石器铸造而成，具有明显的原始性和原创性特征。第二，二里头青铜器的数量和工艺，有一个从一期到四期逐渐成熟的过程。一期已出现青铜块和青铜刀，二期出现青铜刀、锥、铃、铜块和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器，三期出现青铜铃、戈、戚、镞、刀、锯、纺轮和青铜爵等器，四期出现鼎、爵、鬲、斝、盉、觚等典雅庄重的青铜礼器。第三，二里头青铜器，以青铜礼器和兵器最为重要。这正是夏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政治制度的具体反映。由此可见，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中国青铜文明，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已日趋走向成熟。
二里头青铜器的起源和影响
青铜是指用铜、锡、铅的合成的金属。它与纯铜相比，熔点比较低，硬度比较高。用青铜铸造的工具，不但比石器锋利耐用，而且可回收重复熔化铸造。然而，青铜器的冶炼和铸造，对于远古先民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中国青铜器的起源
世界冶金术的起源表明，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的工匠已经懂得了怎样对铜矿石施加高温，从中炼出铜。到公元前3500年时，他们已知道利用铜和锡一道加温的方法，能制造出更坚硬的青铜器具。
然而，中国青铜器产生的年代也很久远。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半圆形的铜片”和小铜管各1枚。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小刀，形制与甘青地区的骨梗石刃刀相近，距今约5000年。
在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遗址里，发现距今5000年至4600年的大量铜矿石、铜渣和铜器残片，足见“石家河文化业已初步发展了铜矿冶炼”。登封王城岗也出土1件龙山文化期的青铜容器残片。这说明早在夏代之前，我国的青铜铸造技术已初步形成。
(二)中国青铜器原创性特征
苏美尔和古埃及的青铜器多为刀、锥类生产工具，中国青铜器则以青铜礼器为代表。李学勤先生指出：“多年研究表明，中国青铜器有其自身独立的起源。”“中国青铜器出现的年代，和两河流域与埃及相差无几。两河流域在公元前3000年后才有青铜器出现，如乌尔的刀、针，基什的铜片；埃及的青铜器，则始见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的第四王期。这些地方的早期青铜器，和中国一样，其发现是零星的。埃及真正进入青铜时代，是公元前2000年的中王朝时期。”他还特别指出：二里头“青铜器的几项美术因素都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找出前身。例如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形制大都来自石器，而青铜容器则多是从陶器的造型移植的。青铜鼎、鬲、爵、斝之类，无不以对应的陶器为原型”。李伯谦先生也说：“中国青铜文化自身的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它不是由域外传来的，而是在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青铜器铸造是手工业生产专门化的产物。它从采矿、运输、冶炼、制范、铸造等，需要经历多个环节，乃是一个统一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若没有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组织指挥和管理系统，是难以完成的。
二里头铸铜作坊的宏大规模和复杂的铸造技术，只有在国家权力、财富和技术的综合支撑下，才能发展起来。此后，郑州商城南关外、紫荆山的商代早期铸铜作坊，继承了二里头铸铜作坊的铸造技术和工艺特征，为商周时期光辉灿烂的青铜文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二里头青铜器的种类、形制、工艺、年代和合金成分，都说明中国青铜器具有原创性和复杂性的典型特征。这些发现足以说明，二里头青铜器及其铸造工艺，在中国和人类文明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蔡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