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洛地区,黑脸包公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人们喊他“包青天”,夸他脸黑心善、为民做主,赞他铁面无私、廉洁公正,连驸马爷陈世美都被他斩决——这是戏文里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有出入,然而老百姓不在乎。
反正史料中的包公,确实是一个好官。他为了维护公平正义到处得罪人,而且大多是有头有脸的达官贵人,自己却安安稳稳当了几十年官,一路升迁。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包公有什么靠山?是谁在给他撑腰壮胆?或许,这得从包公对他父母的仁孝说起。
辞官只为尽孝
包公本名包拯,生于公元999年,乃北宋名臣。
宋仁宗执政年间,包拯考中了进士,被朝廷委派到建昌县(今江西境内)当知县。苦读多年熬出了头,本是一件好事,年轻的包拯却犯愁作难,因为任职的地方离父母太远。
史书里说,包拯正直敦厚,从小就孝顺。他父母要孩子比较晚,他出生时,父母已不甚年轻;待到包拯年近而立当了官,父母已经年迈,不能没有人照顾。
中国自古以来推崇孝道,儿子抛下父母不管,自顾自去外地当官,违背礼法,街坊邻居会戳他的脊梁骨说闲话。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途着想,都会跟着儿子去外地。
唐朝诗人孟郊在洛阳当官后,第一时间便把母亲接到了洛阳,便是此故。
包拯的老家在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他也考虑过让父母随他一起去建昌,然而很快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老人年事已高,经不起长途跋涉;再者,老人乡土观念重,肯定舍不得离开住了几十年的老家。
包拯不忍心让父母作难,于是上奏朝廷,请求换个离家近的地方工作。朝廷改派他到和州(今安徽和县)任职。
和州离包拯的老家有一两百公里,比建昌近了不少,可是古代没汽车、没高铁,官员出行只能乘马车,往返得折腾好多天,“常回家看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老两口怕耽误儿子工作,很是熬煎,长吁短叹,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老了、没用了、只会拖累孩子。
包拯左思右想,决定辞官。天下那么多当官的,不缺我这一个;工作以后可以再干,能陪伴亲人的日子却是一天比一天少,养育之恩大过天,莫到“子欲养而亲不待”时再懊悔不已。
宋仁宗被包拯的孝心感动,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让他回家侍奉父母。
敢与宠臣叫板
辞官回家的包拯,无微不至地照料双亲,直到父母寿终正寝,驾鹤西去。
他在双亲的墓旁搭了一间草房,一住数年,为父母守孝。父老乡亲劝他节哀顺变向前看,追求理想实现抱负,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他这才收拾行囊重归仕途。
为了尽孝暂时中断工作并未影响包拯的前途,包拯重新出仕后政绩出色,上受皇帝器重,下得百姓爱戴,逐渐被神化成“包青天”。
民间传说中的包公,断案如神,处理过不少棘手的案子。
有个农民告状说,自家耕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割牛舌显然无利可图,包拯推断此事乃有人挟私报复,便让农民回家把牛杀了卖肉。
那时,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宰杀耕牛、贩卖牛肉是犯法的。农民信任包拯,战战兢兢依言照做。不出包拯所料,很快便有人来状告农民杀牛。包拯拿下此人一问,正是割牛舌者。一招引蛇出洞,使犯罪分子自投罗网,实在高明!
民间传说中的这种案子,大多是后人演绎的,实际上,包拯在司法机构任职的时间并不长,他任开封知府也不过一两年。
开封是北宋都城,与西京洛阳同属河洛地区,“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京剧《铡美案》唱段)誉满东、西两京,可见好官在任时长不重要,有没有办实事很重要。
牛舌案这种事儿,在权贵眼中不值一提,但包拯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尽职尽责帮百姓办实事,自然受人敬重。
对于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包拯痛恨至极。
高官王逵巧立名目盘剥百姓,且滥用酷刑残害无辜,但他与宰相关系亲近,且得皇帝青睐,官员们都不敢得罪他。
包拯嫉恶如仇,一点不给此人面子,连续七次上奏弹劾王逵。最后一次,他直接对皇帝发飙,指责宋仁宗偏袒小人:“您不顾老百姓的意见任用酷吏,王逵倒是挺幸运,老百姓的不幸谁管?”
眼见包拯不要命地忠言直谏,朝野震动,舆论哗然,宋仁宗迫于压力,最终罢免了王逵。
包拯为啥不怕得罪皇帝?因为他有自己的人生准则:为人子,则尽孝;为人臣,则尽忠;为人父母官,则尽责。
他心无旁骛,在每个人生阶段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靠人格魅力把自己活成了传奇。(洛报融媒记者 张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