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誉为“礼乐之邦”，“礼”与“乐”共同组成的“礼乐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二者“相须为用”。多年的考古工作证实，二里头遗址不仅有着丰富的礼制遗存，与音乐相关的文物同样不少。那么，二里头时期有着怎样的音乐文化？通过几件音乐文物，我们略窥一二。
铜铃
二里头文明的象征性器物
提到中国传统乐器，大家难免会想到编钟。特别是在周公“制礼作乐”后，以编钟为代表的编悬乐器成为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身份象征。如同“天子驾六”“天子九鼎”，中国古代也有一套严格的关于乐器的“乐悬”制度，用以彰显享用者身份的不同，比如王，就可以享用“宫悬”，即像宫室一样摆列四面乐器，诸侯则只能摆列三面，以此类推。
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乐钟的演奏，不单纯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还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其在我国历史悠久，雏形可以追溯至铜铃与陶铃。资料显示，在距今40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铜铃，与其一同发现的还有一件陶铃，两者皆为菱形结构，与青铜乐钟常见的合瓦形结构颇为相合。学界普遍认为，青铜乐钟常见的合瓦形结构在此时始现端倪。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铃，右一为复制品
二里头铜铃与陶寺铜铃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两者存在着相似的随葬情况：铜铃都包以纺织品，出土位置皆在墓主人身上或身旁。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某种渊源关系。同时，铜铃在二里头遗址中多有发现，比如，与著名的绿松石龙形器一起出土的文物中便有一件铜铃。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铃，平面多呈近椭圆形，形如两片瓦片相合，铃身一侧设置扉棱，铃腔内放置铃舌，铃舌呈圆柱状，颜色有绿色、白色两种，材质有玉、石英两类。铃、舌金玉相配，碰撞发声。
二里头铜铃的使用者都是级别较高的贵族阶层。南开大学学者邓玲玲在《二里头文化铃的性质刍议》一文中提出，以范铸技术为特征的中原青铜文明，为何最早的产品是铜铃而非酒器或食器，很可能是因为铜铃在二里头文化中更能象征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能，铜铃和陶铃出现的地点正是这一部分高等级贵族职能涵盖的区域。铜铃的使用者集政治与经济职能于一体，彰显其身份与职能的铜铃也因此成为二里头文明的象征性器物。
石磬
具有礼器功能的古代“八音”乐器之一
“金石之乐”的组合中还有一个重要“角色”，便是石磬。石磬是一种石质板体击奏体鸣乐器。考古资料显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石磬就已经出现了，夏至早商阶段并不多见，一般为单件，并不成组，即所谓的特磬。
“作为古代‘八音’乐器之一，石磬的产生历史悠久。”著名考古学家蔡运章介绍，在陶寺时期，应已形成以“八音”为基础的较为完备的音乐体系。《周礼·春官·大师》云：“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石磬则对应“八音”中的“石”。在历史长河中，石磬扮演着祭祀、礼器、雅乐等不同的角色，蕴含着浓厚的政治功能与人文精神。
二里头遗址出土石磬复制品
资料记载，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石磬为特磬，属二里头文化三期。与其一同出土的还有铜爵、铜戈、铜戚等铜器，以及玉铲、玉钺、玉戈和绿松石串珠等类玉石器。其造型古朴，鼓、股、边角都比较明显，材质为青石，虽经磨制，但所打制的凹面并未磨平。
有学者认为，陶寺时期，部分乐器已经不仅用于祭祀，还开始有了礼的性质，并在后来逐渐演化为标准的礼乐用器。考古资料显示，与铜铃一样，二里头遗址中的石磬也出土于随葬品较为丰富的大型墓葬，这些随葬品应该用来作为地位的象征。一同出土的铜器和玉器中有的属于礼器，那么，此时的石磬应该也带有一定的礼器功能。
二里头时期音乐文化已颇为兴盛
埙是我国最早的吹奏乐器之一，很早便已出现。关于埙的起源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可能与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最初可能是先民们模仿鸟兽叫声而制作，用以诱捕猎物；另一种说法是先民用麻绳系上一个石球或者泥球，球体中间是空的，投出去发出哨音击打鸟兽，后逐步演化为能吹奏的埙。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埙复制品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埙为陶埙。埙体为灰色泥质，腔体中空，形似梨形。研究表明，这件陶埙是轮制工艺制成，肩部有轮制的弦纹痕迹，底部有二次修整时留下的刀削痕。陶埙的尖顶部分有吹口，腹部一侧有一音孔。据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他们通过测试该文物的复制品发现，这件陶埙可以发出两种声音。
此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漆鼓等音乐文物。蔡运章认为，目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音乐文物虽数量较之陶寺遗址并不算多，但陶寺遗址与二里头遗址间存在频繁的交流，且陶寺时期已初步形成了一定形式的音乐文化与礼乐文化。据此判断，这类文化很可能在二里头遗址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并进一步影响到后世的商、周，从而形成完备的礼乐文化与礼乐制度。
“二里头遗址出土有鼓、铃、埙、磬等多种音乐文物，表明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已经颇为兴盛。同时，乐器作为一种重要的礼器，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主要用于贵族阶层的各种礼仪性活动，如朝觐、祭祀等。二里头遗址中大量乐礼器的发现，为我们研究二里头文化，并认定其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同构成了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这一观点，提供了更多实物依据。”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陈列保管部副主任赵腾宇说。（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梁笑宇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