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与洛阳有关的重要人物很多，其中一些人名至今仍被人所熟知，还有一些人对公众来说却显得有些陌生，富弼就是其中之一。在洛龙区，有一条街道就是为了纪念富弼而命名的。
历史上，与洛阳有关的重要人物很多，其中一些人名至今仍被人所熟知，还有一些人对公众来说却显得有些陌生，富弼就是其中之一。在洛龙区，有一条街道就是为了纪念富弼而命名的。
小街不长，纪念北宋一代名相
富弼北街位于洛龙区，北起滨河南路，南至开元大道，全长约一公里，道路两侧多为居民小区，是一条烟火气十足的道路。富弼北街名字中之所以有一个北字，是因为在相关规划中还有一条富弼南街与之对应，不过目前该路处于待修状态。
在富弼北街东西两侧，还有两条与之平行的“名人路”，分别是张衡街和宇文恺街。从洛报融媒记者的走访情况来看，这一带的居民，对张衡和宇文恺或多或少有些了解，但对富弼这个名字，多数人感到陌生，对其事迹也知之甚少。
实际上，富弼在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均为重臣，曾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铁面无私”的包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作者晏殊同朝为官，先后经历了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两次重要改革，还在国家边事危机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称得上德才双馨的一代名相。
2008年，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对位于王城大道东、陇海铁路北史家屯村的一处建设工地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富弼夫妇及其家族墓葬。除少量遗物和壁画外，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一方1.4米见方、厚35厘米的富弼墓志。
这方墓志全文近7000字，是由当时的资政殿学士、通仪大夫韩维撰文，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孙永书丹。墓志盖撰文者为宋代名相司马光。这是中原地区迄今出土的一方尺寸最大、志文最多的墓志。这则消息一经报道，立刻在相关领域引起轰动。有专家表示，富弼墓志如此鸿篇巨制，在全国都不多见，撰文者、书丹者均为书法大家，其历史、文学、书法价值都很高，墓志上的记载对证史补史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一敌万，化解边境危机
富弼,字彦国,洛阳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一个普通官宦家庭。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富弼茂才异等科及第(一种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举行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自此踏入仕途。
北宋时期，契丹族建立的辽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一直从北面威胁着中原大地。宋真宗在位时，先是与辽缔结澶渊之盟，后又封西夏首领李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使北宋从北方的军事威胁中暂时解脱了出来。
可是，好景不长。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西夏王元昊自立称帝，后要求北宋承认其合法性。宋仁宗得知后大怒，削夺了元昊的官爵。于是，双方关系正式破裂，战争也随之打响。
两强相斗，必有一伤。此时，在一旁观战的辽国的态度，就显得极为重要。对北宋来说，如果辽与西夏结成联盟共同对付自己，面临的问题便会十分严重。如果辽国支持北宋或者保持中立，那么凭借北宋当时的综合实力，西夏问题的解决也并非难事。
不幸的是，辽在宋夏之间连年战争中看到有机可乘，态度朝着北宋不愿看到的方向发生转变。《辽史》记载，当时辽兴宗“每言及周取十县，慨然有南伐之志”。也就是说，辽兴宗想趁机勒索北宋，把当年周世宗占领的十县之地给要回来。
为此，辽兴宗一边派遣使者到北宋索地，一边与众臣商议伐宋之事，以此作为威胁。当时，北宋满朝文武都知道要议和，但谁也不敢接这个活——谈不成，就意味着两面受敌；谈成了，则难逃割地的耻辱。
此时，富弼临危受命，负责与辽交涉。他在议和的过程中，认真分析当前局势，准确把握辽国不想真正开战的心理，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坚持“不割地”，代之以增岁币的方案。
当时，宋廷为了减少经济损失，还给出了联姻的方案，但遭到富弼坚决反对。他认为，联姻的经济损失虽然小于增岁币，但屈辱程度远远高于后者。最终，经过富弼的反复周旋，辽采纳了增岁币的方案，北宋避免了割地的耻辱，解除了遭受两面夹击的威胁，最终达到了牵制西夏的目的。
议和归来后，面对宋仁宗的封赏，富弼却固辞不受。他认为，以增加岁币为筹码与辽议和，并非其本人志向，只因朝廷正与西夏开战，才出此下策。因此，他认为自己没有功劳，也希望仁宗“益修武备，无忘国耻”。
主张与反对，皆是出于公心
宋夏局势缓和后，宋仁宗决心改革吏治，于是将改革派的范仲淹和富弼调回京城，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和枢密副使，与韩琦、杜衍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
当时，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达到节省钱财的目的。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
宋仁宗采纳了其中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新政颁发实施后，在范仲淹、富弼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率提高了，财政、漕运等部门的工作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许多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对改革诏令交口称赞。
但是，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因此，他们对富弼等人恨之入骨。随着新政的推行，他们便集结起来攻击新政，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交朋党，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甚至令人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一时间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随着太多反对声音的出现，宋仁宗再也无法容许富弼留在自己身边。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辽、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宋仁宗下诏废除一切改革措施，先后罢去范仲淹、富弼和认同新政的宰相杜衍，短暂的“庆历新政”遂告失败。
“庆历新政”失败后，富弼在地方为官多年。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富弼还朝，力图以平稳的措施减轻百姓负担。然而，宋神宗即位后，重用王安石实施新法，富弼认为新法与民夺利故而反对，随后逐渐退出政坛。（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刘嘉仪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