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牡丹博物馆展厅里,有一组“九贤赏牡丹”的大型群雕,讲的是安乐窝“一株二十四枝”牡丹盛开时,邵雍邀请司马光等“诸公”前来观赏,主客即兴赋诗酬唱,遂成就“九贤赏牡丹”的千古佳话。
“九贤”称谓由来和观赏牡丹时间
据志书和碑文记载,安乐窝邵雍祠堂里有“九贤祠”三间。当年在安乐窝观赏牡丹的“九贤”,与“九贤祠”里的“九贤”有何关联?“九贤赏牡丹”的故事发生在何时?这是两个颇为重要的问题。
“九贤”称谓的由来
安乐窝邵雍祠里有“九贤祠”三间,奉祀宋代九位贤士。而当年邵雍邀请司马光及“诸公”前来观赏牡丹的人数,也恰为九人。若要澄清两者间的联系和区别,就得了解邵雍祠里“九贤祠”的相关问题。
据《河南通志》卷四十八《祠祀》记载,河南府有“九贤祠,祀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张栻”。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洛阳县知事龚崧林修纂的《洛阳县志》卷六《秩祀》云:“邵子康节祠、九贤祠并在安乐窝。九贤祠周子、邵子、朱子、二程子、司马温公、横渠南轩二张子、东莱吕子。”这里的“周子”即周敦颐,“邵子”即邵雍,“二程子”即程颢、程颐,“司马温公”即司马光,“朱子”即朱熹,“横渠南轩二张子”即张载、张栻,“东莱吕子”即吕祖谦。
明河南太守陈宣《复九贤词记》碑载:“弘治戊午二月上丁,予以有司知释奠先师率诸庠生洁清殿庑,至东庑之南壁下,见有像如人立,予回视久之不能去……夫九子之贤,平生著述,裨益于世,簿海内外,无不知之,其无在于祠与像也。亦审矣而图之者,亦以尽吾心焉耳。”
清张彦珩康熙甲辰年(公元1664年)秋《郡司李黄公崇尚理学碑记》载:“洛之南有邵子安乐窝暨内九贤祠,实伊洛渊源之自也。元初少废,有明神宗岁壬寅太守陈公讳大道修复之,迄今六十余载。兵燹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壬寅春,我公瞻依故址,遂欲兴复,岂其废兴,各有其时乎!何岁次之相同也?于是捐俸重修,又有太守朱公祖、别驾关公祖,协心毕力,共成盛举。若九贤祠、启贤祠、皇极阁、八卦楼,四周墙壁,焕然一新矣。”
清道光丙戌年(公元1826年)邵启运《重建安乐窝序》附有《安乐窝图》,从中可见“九贤祠”位于启贤祠东侧。姜宝《洛阳安乐窝祠记》说:安乐窝先天堂东北“建九贤祠三间,西建启贤祠三间,后建皇极阁”。
这些记载说明,安乐窝邵雍祠里“九贤祠”奉祀的多为理学大师,其中除邵雍、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外,都与当年观赏牡丹的“九贤”不相牵涉。况且,朱熹、张栻、吕祖谦诸儒,均为南宋时人。由此可见,观赏牡丹的“九贤”与安乐窝“九贤祠”奉祀的“九贤”,是明显有别的两组贤达人士。
“九贤赏牡丹”的具体时间
据郑安《重修康节先生安乐窝记》碑文记载,王拱辰、富弼为邵雍购买“安乐窝”的善举,发生在嘉祐年间(公元1056年—公元1063年)。邵雍在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赋《天津新居成谢府尹王君贶尚书》诗云:“嘉祐壬寅岁,新巢始孱功。仍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宫。”这说明邵雍迁居安乐窝的时间,当在嘉祐七年。熙宁十年(1077年),邵雍辞世。他在安乐窝居住了15个春秋。因此,“九贤赏牡丹”的具体时间,当发生在邵雍迁居安乐窝后的15年间,很可能是在邵雍晚年。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当年应邀到安乐窝观赏牡丹的“九贤”里,文彦博、富弼、司马光和吕公著都是北宋名相,王拱辰乃是北宋名臣,而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则是北宋大儒。他们的地位高显,影响巨大,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借刘禹锡《陋室铭》所说,邵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就是“九贤赏牡丹”的故事,能成为千古佳话的根本原因。(蔡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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