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先民盛行天神崇拜的社会习俗。那么，夏代的宗教观念如何？“夏道尊命”的社会观念对后世有何影响？这是研究夏代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
中华先民盛行天神崇拜的社会习俗。那么，夏代的宗教观念如何？“夏道尊命”的社会观念对后世有何影响？这是研究夏代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
“夏道尊命”与宗教观念
中华远古先民天神崇拜的社会习俗，属原始宗教的范畴。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这种崇拜已经达到狂热的程度。但是，到了夏代，这种宗教狂热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改变。
“夏道尊命”的政治宗教观念
《礼记·表记》记载孔子的话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
孙希旦注：“尊命，尊上之政教也。”这是说夏代的治国原则是尊崇君主的政令，侍奉鬼神但敬而远之，亲近人民且待人忠厚，重俸禄而轻威严，重奖赏而轻刑罚，亲切而不威严。这种政教给民众带来的弊病，就是愚蠢而少智，骄傲粗野，拙朴而无文饰。这样就出现了“虞夏之道，寡怨于民”的社会局面。也就是说，虞夏时期，民众很少有怨恨情绪。
夏代“事鬼敬神而远之”的社会习俗，可以从二里头遗址祭祀区的坛墠遗址得到说明。二里头遗址的祭坛，是用夯土筑成凸出地面的圆形坛场，直径多为5米左右。在宫殿区东北角平面大体呈长方形的“巨型坑”(即墠场)，总面积也只有约2200平方米。特别重要的是，良渚文化墓葬出土大量祭祀天地的玉璧和玉琮，在二里头遗址却不见这些东西。这些都应是夏代“事鬼敬神而远之”的真实反映。
中原地区的华夏先民，纯朴善良，勤劳勇敢，躬耕田亩，发展生产，致使其政治经济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夏王朝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基础上孕育而生的全国“大一统”政权。
夏代的贞卜习俗
中华先民的贞卜习俗，肇始于仰韶文化时期。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卜骨是河南省淅川县下王岗仰韶文化三期遗址出土的一件未经整治的羊肩胛骨，上有灼痕，距今约6000年。
夏代骨卜、龟卜并举，但以骨卜为主。在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洛阳东干沟遗址、新密市黄砦遗址、方城县八里桥遗址、禹州市瓦店遗址、郑州东赵遗址、荥阳竖河遗址，以及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垣曲县丰村遗址等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时期贞卜使用的骨料，大多是猪、羊、牛的肩胛骨，是因为其面大、骨薄利于施灼。其中，以郑州东赵遗址出土灼痕明显的牛肩胛骨数量最多，共计20件。
宗教狂热与“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
《礼记·表记》所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的社会观念，也与帝颛顼(xū)实行“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密切相关。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颛顼是“黄帝之孙”，属传说中的“五帝”之一。据《国语·楚语下》记载，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就曾出现“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宗教狂热现象。那里任何人都可以借助巫觋的帮助与天神沟通，甚至可以代表天神发号施令。因而出现“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的社会混乱局面。
到了距今约4400年的颛顼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政权日趋成熟。为了提高国家政权的威力，帝颛顼决定实行“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也就是开始把对天地神灵的祭祀权柄掌握在最高统治者的手里，断绝“地下”一般民众与“天帝”沟通的途径。这样，就使广大平民百姓渐渐地远离了天地神灵的束缚和影响。
“殷人尊鬼”与商王的神权统治
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依靠武力夺取政权后，商王朝却借助“神道”来巩固政权，实施统治。
“商人尊神”的宗教观念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这是说殷人尊崇鬼神，带领民众侍奉神灵，重鬼神而轻礼节，重刑罚而轻奖赏，尊严而不亲切。这种政教给人们造成的弊病，就是放荡而不安分，好胜而无廉耻。
殷墟甲骨文有贞问商王先祖是否宾配于上帝的卜辞：“贞，咸不宾于帝？”“贞，大甲不宾于帝？”“贞，下乙不宾于帝？”……
这里的“咸”即成汤，甲骨文里又称作“大乙”。“大甲”即商汤的孙子。“下乙”即祖乙，仲丁之子，是商朝的第十四位国王。“宾”即傧配。“帝”即天帝、上帝。这则卜辞是贞问商王的先祖们是否能傧配在天帝的神殿里？这则卜辞与春秋时期《叔夷馎》铭文中说，成汤“有严在帝所”，即成汤死后居住在天帝殿堂里的说法相一致。商代统治者将王权神圣化，即实施“以神道设教”而使“天下服”的政治方略。
商代社会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物质文明空前发达。但是，商王朝在精神上存在严重的“神道”偏执。“近百年以来，安阳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大多是商王占卜的记录。他事无大小都要占卜，真所谓是‘不问苍天问鬼神’。”也就是说，商王的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大都是通过占问鬼神来决策的，充满浓厚的宗教色彩。
傅说“崇德简祀”的宗教观念
面对殷商王朝“尊神”、重“罚”而民“不静”的社会局面，贤臣傅说向武丁进言说：“《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这是说用人首先要考虑其德行，爵位不要赐给那些德行不好的人，这样就可为老百姓树立正确的榜样。烦琐的祭祀活动，是对鬼神的不敬。这样会造成混乱，因而也难以得到神灵的福佑。在鬼神迷信盛行的殷代，傅说倡导“崇德简祀”，的确难能可贵。
“周人尊礼”与周公“制礼作乐”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时，在颛顼宗教改革的基础上，开始把原始宗教的天地崇拜观念纳入礼制的范畴中来。
“周人尊礼”的社会风尚
西周初年，周公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制定了一系列以宗法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典章制度，即所谓“制礼作乐”。
据《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徧。诸侯祭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徧。大夫祭五祀，岁徧。士祭其先。”《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在特定的时间里祭祀天地神灵，诸侯只能祭祀境内的四方和山川神灵，一般贵族只能祭祀其先祖。这就从国家礼乐制度的最高层面，把远古先民对天地鬼神的狂热崇拜，纳入礼制的范畴之中。也就是“对任何超自然力量的崇拜都归属到作为最高统治者帝王或国家祭司身上”的政治举措，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从巫术狂热走向理性务实的社会生活。
周代形成《礼记·表记》所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的社会风尚，完全是周公“制礼作乐”、实施以“德”治国政治改革的结果。因此，中华民族就逐渐形成了朴实无华、注重现实生活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
周代“敬鬼神而远之”宗教观念的深刻影响
周代“敬鬼神而远之”的宗教观念，对儒、道两家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孔子的学生樊迟询问怎样才算明智？孔子回答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这是说专心致力为民众办事，尊敬鬼神但要远离它，这样就算是明智了。《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就形成老子不言仙、孔子不言怪，都“事鬼敬神而远之”的宗教观念。这种对宗教的淡漠态度，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从“夏道尊命”到“周人尊礼”，都是帝颛顼实施“绝地天通”宗教改革和周公“制礼作乐”的结果。这种“事鬼敬神而远之”宗教观念，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进步意义。（蔡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