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
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文物中，绿松石龙形器的知名度颇高。近日，纪录片《绿松石龙的秘密》在央视科教频道开播。那么，为何说绿松石龙形器是华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二里头文化之前龙形象五花八门
2004年6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清理完毕，立刻轰动了考古界。这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由2300多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12组菱形图案象征着龙的鳞纹，还有蜷曲的尾巴、圆柱形绿松石和白玉组成的鼻子。梭形眼、圆饼形白玉的眼珠，制作技艺高超，形象鲜活生动。
多数专家认为，它是用绿松石片粘嵌的龙的形象。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领队的许宏在发表考古简报时，将其定名为绿松石龙形器。“管它叫龙形器是偏于保守的，实际上是可以称作龙的。”许宏说。
考古发现表明，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我国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各种材质的龙形象。在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石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形体最大的龙形象；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发现的玉龙，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长吻修目、造型生动，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龙。
此外，还有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蚌壳摆塑的龙，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常熟练塘罗墩遗址出土的玉龙，在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玉琮、玉管上也刻画有鲜明的龙首纹……由此可见，在二里头文化之前，华夏大地上的龙形象五花八门、异彩纷呈。
二里头文化时期龙形象呈现整合态势
如此多的龙形纹饰，只有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一条刻画在陶器器盖上的“龙”，与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头部图案十分相似：圆角方形兽面，蒜头鼻、梭形目。“新砦文化比二里头文化早，二者实际上是一种承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春青说。
专家分析认为，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龙的形象增添了想象和虚拟的成分，并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整合态势。因此，一些学者指出，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称其为“超级国宝”。
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文物中，龙的形象出现在很多器物上。例如，不少陶器上有刻画的龙图像和图案化的龙纹装饰。“二里头都邑出现的龙形象，应该是华夏大地众多族群在龙形象上从多元到一体的隐喻和表征。”许宏说，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考古发现显示，夏王朝之后，龙形象的承继与发展没有结束，二里头龙形象的很多要素，如整体面部特征、梭形眼、额头上的菱形装饰、龙身的连续鳞纹乃至一首双身的形体特征，一直延续到商王朝。
绿松石龙形器或为祭祀器物与祭祀大禹治水有关
那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是做什么用的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龙牌，它被粘嵌在红漆木板上，作为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有日本学者直接称其为“龙杖”或“龙形杖”。
还有学者认为，这是早期的旌旗，旗上装饰升龙的形象。《诗经》中记述周王祭祀于宗庙，就有“龙旂(旗)阳阳，和铃央央”的场景描写，其中的“龙旂”“和铃”并举，与二里头这座墓葬中绿松石龙与铜铃共存的情况十分吻合。
不论是龙牌、龙杖还是龙旗，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绿松石龙形器应该是祭祀时使用的一件器物。它的主人，就是一位掌管祭祀活动的巫师。一些学者认为，它应该与祭祀大禹治水有密切关系。
华夏先民最早是“蛇崇拜”，后来逐渐演变为“龙崇拜”，蛇和龙最后融为一体。“从陶寺文化的蟠龙开始，经过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到后来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龙，基本都是蛇的身子，变化只在头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认为，绿松石龙形器就是举行祭祀仪式时使用的一个器具，在祭祀舞蹈中，禹化成了一条龙，穿梭于雨水之间，人们通过舞蹈的形式展现大禹治水的过程，歌颂大禹治水的功绩。（记者 智慧 通讯员 白雪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