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寻找答案。“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自古重视修史，史官文化起源于河洛地区。一代代史官在洛阳留下过怎样的印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寻找答案。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国自古重视修史，史官文化起源于河洛地区。一代代史官在洛阳留下过怎样的印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宋敏求与《河南志》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寒露时节，秋意渐浓，当我走在洛阳城黄叶飘零的街头时，脑海中总会浮现出诗人张籍的这首《秋思》。
张籍生活在唐代，他感受到的是1000多年前的秋风，那时的洛阳城自然和今天不同。
唐代的洛阳城是什么样子的？《元河南志》中有详细记述。这本书的前身是《河南志》，作者为北宋名臣、史学家宋敏求。
宋敏求字次道，生于公元1019年。他和司马光同龄，两人也是一生的挚友。不同的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退居洛阳，潜心修史，最终完成了史学巨制《资治通鉴》；宋敏求则著成《河南志》《长安志》《东京记》等，将方志修撰推向了较高水平。
所谓方志，就是地方志，主要记述一个地方的地理、物产、古迹、风俗等。《周礼》中有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记载，可视为“方志”一词最早的来源。
洛阳历史悠久，方志也多，西晋陆机的《洛阳记》、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都是这一类的著作。唐代史官韦述还著有《两京新记》，记述洛阳和长安的衙署、寺观、宅第等。
北宋以洛阳为西京，也称河南府。宋敏求的父亲宋绶任礼部尚书时，曾出知河南府，在洛阳任职。宋敏求在宋仁宗时也当过西京通判，对洛阳比较熟悉。于是，他以韦述的《两京新记》为基础，著成了《河南志》20卷。《河南志》体例完备，史料翔实，是宋代方志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河南志》中，宋敏求记述的洛阳城阙、古迹、人物等上起周代、下迄唐宋，时间跨度很大，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他对隋唐洛阳城的记述尤为详细。司马光曾评价说，这部方志堪称一部博物志。
也许有人会问：宋敏求写的明明是洛阳城，为何要称《河南志》？其实，古时的河南即“黄河以南”，指的就是洛阳一带。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人都河南”，也是这个意思。
司马光为《河南志》作序
宋代文人热衷修史，史学大家层出不穷，其中不乏欧阳修、司马光这样的文坛领袖、政坛精英。至于宋敏求，他身上最醒目的标签则是藏书家。
宋敏求家藏书之丰，时人有目共睹。据《宋史》等记载，当时朝廷藏书10万卷，宋家就有3万卷，并且大多经过了精心校订。很多文人为了方便借书看，长期租住在京城春明坊(fāng)的宋家附近，连周围的地价都被炒贵了。
这些借书人中，最有名的当数王安石。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住在宋家隔壁，借了唐人诗集天天看，有喜欢的还动笔抄下来。最后，他把抄的诗编成《唐百家诗选》，并刊行于世。
刘恕博闻强识(zhì)，精于史学，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宋敏求任亳州知州时，他特意绕道前去借书。宋敏求热情款待，刘恕则日夜不停地边读边抄，直到10天后才尽兴而归。
由于宋敏求性情淡泊，借书慷慨，人缘一向不错。连身居高位的欧阳修也曾给他写信，要借《九国史》等书来看。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藏书没能保存下来，宋敏求去世20年后，它们被火焚毁。
凝聚了宋敏求大量心血的《河南志》，在他生前也没有刻印。
公元1079年，61岁的宋敏求去世。4年之后，他的儿子宋庆曾带着《河南志》，找到了在洛阳任西京留守的文彦博，说：“我的父亲曾在洛阳任职，对这里的事情记述详尽，可惜很难为世人所知。盼望您能帮忙将此书刻印，使其广为流传，这样不仅能使外地人了解洛阳，也能使后人感受今日洛都之盛。”
文彦博立即答应刻印《河南志》，并让同在洛阳的司马光为其作序。司马光在序言中写下了这段往事，并称自己是宋敏求的好友，于情于理都不能推辞。
有了文彦博和司马光的“名人效应”，《河南志》得以顺利刊行，并对此后的方志编撰产生了深刻影响。明末清初，《河南志》已经散佚，学者徐松又将其重新辑录，后称《元河南志》，流传至今。
徐松辑录《河南志》
徐松字星伯，生于公元1781年。他是清嘉庆年间进士，因博学多才而名重当时。
中进士后不久，徐松就被朝廷授官翰林院编修，后又全面负责编修《全唐文》。在此期间，他从《永乐大典》等文献中重新辑录了《河南志》，并撰写了《唐两京城坊考》等考据学力作。
从内容上看，《河南志》分为四卷，分述自成周以来，东汉、西晋、北魏、隋、唐、宋等朝代的洛阳城阙及宫殿、古迹。卷首有5幅图，分别为东汉东都城图、魏金墉城图、后魏洛阳宫城图、西晋洛阳京城图及宋西京城图，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在《唐两京城坊考》中，徐松则详细记述了洛阳、长安这两座都城的街市、官署、宅第、寺庙、宫殿等。关于唐代洛阳城，书中还保存了诸如岁时物产、风土习俗等充满生活气息的资料。
徐松辑录的《河南志》得到了时人的较高评价。然而，他去世之后，此书也几乎不存。清末，藏书家缪荃孙游京师厂肆，无意中看到《河南志》，认得是徐松手笔，如获至宝。
说起来，也多亏缪荃孙“抢救”，《河南志》才得以流传下来。
缪荃孙生于公元1844年，是清光绪年间进士，曾主持创办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他还曾担任清史馆总纂，对许多古籍进行了整理和保护。
发现《河南志》时，缪荃孙正生活困窘，无钱购书。他见“一巨帙，无卷数，用全唐文格子，封面题《河南志》，识是徐星伯先生手笔”，便与卖主议价，不成。第二天再去，书已被别人买走，他不由懊恼欲绝。
好在，他很快找到了书的下落，并借来录了副本，细细校订。因书中有元代内容，他便改书名为《元河南志》，将其出版发行。
《元河南志》对洛阳来说意义重大。以卷四“唐城阙古迹·宫城”中的应天门为例，书中是这样写的：
“南面六门，正南曰应天门。门上飞观相夹，门外即朝堂。武德四年以其太奢，命行台仆射屈突通焚之。显庆初，司农少卿田仁汪随事修葺，后又命司农少卿韦机更加营造，因隋之名曰则天门。神龙元年，避武后尊号，改应天门，又避中宗尊号，改神龙门，寻复为应天，天佑二年改五凤楼。”
寥寥数语，道出了一座城门的前世今生。今天，熟读此书，或可有助于我们真正读懂历史，读懂洛阳城。（记者 张广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