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唐代建立史馆制度，掀起了第一次官修史书的高潮，但要论哪个朝代的史学成就最高，还得数宋代。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寻找答案。“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自古重视修史，史官文化起源于河洛地区。一代代史官在洛阳留下过怎样的印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壹 欧阳修也是史学家
尽管唐代建立史馆制度，掀起了第一次官修史书的高潮，但要论哪个朝代的史学成就最高，还得数宋代。
公元960年，赵匡胤结束唐末以来的五代乱世，建立了大宋王朝。与唐代相比，以文立国的宋代更加注重修史，不仅继承了史馆制度，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设立了起居院、日历所、编修院、会要所等多重机构，为修史提供一条龙服务。
宋代重文轻武，史官地位较高，有时连皇帝也要忌惮他们几分。一次，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园弹雀，有人说有急事请见。他忙召见对方，一问事情很平常，就有些生气。对方说：“臣以为这事要急于弹雀。”赵匡胤更生气了，用斧柄撞落了对方的两颗牙齿。这人也不说话，俯身把牙齿捡起来放入怀中。赵匡胤怒道：“难道你还打算告我？！”对方说：“臣不能告您，但自有史官记录此事。”赵匡胤一下子就怕了，忙赔着笑脸赏赐对方金帛，以保全自己的名声。
除了大规模的官修史书，宋代也盛行私人修史，且在内容、体例等方面多有创新。
比如，欧阳修是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他年轻时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目睹洛阳牡丹之盛，遂写下了历史上第一部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该书涉及洛阳牡丹的24个品种，不仅记载了它们名字的由来，还讲述了洛阳民间爱花、赏花、养花等风土人情。
当然，欧阳修写牡丹谱记只是牛刀小试。作为一名史学家，他更具分量的作品是《新唐书》和《新五代史》。
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就命薛居正监修《五代史》(即《旧五代史》)，总结兴衰治乱之道。此书写得仓促，史料剪裁等较为混乱。宋仁宗时，欧阳修与宋祁等人奉命修撰《新唐书》，前后花了17年时间。此外，他还出于史学家的使命感，自己写了一部《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
宋代修撰的前代史书很多，其中，《新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都在二十四史之列，此外还有《唐会要》《九国志》《南唐书》等。
不过，宋代史学的巅峰之作，还是司马光在洛阳主持修撰的《资治通鉴》。
贰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历史。它被视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与《史记》并称“史学双璧”。
为修撰这部史学巨著，司马光耗费了近20年的心血。他本是私人修史，自编教材为宋英宗授课。没想到，宋英宗对此非常看重，让司马光挑选助手，成立书局，把史书好好地写下去。
公元1066年，司马光的书局成立了。他选了两位助手，一是刘攽(bān)，主编汉史；一是刘恕，主编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几年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刘攽被贬出朝廷，离开书局，刘恕则回到江西老家，继续完成书局的工作。
司马光本是王安石的好友，但因反对变法，二人成了政敌。公元1071年，司马光不顾宋神宗的挽留，带着书局离开朝廷，退居西京洛阳，在独乐园中潜心著述。此时，追随在他身边的是范祖禹，主编唐史。
范祖禹是司马光好友范镇的侄孙，年纪较轻。在书局中，司马光最倚重的人还是刘恕。
刘恕比司马光小13岁，家境贫寒，性情耿介。他精于史学，18岁就考中进士，司马光对他推崇备至，遇到疑难问题，都要交给他来处理才放心。
公元1076年，为当面和司马光商量修书事宜，刘恕千里迢迢来到洛阳，在独乐园住了近一年。回去后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年仅47岁。司马光悲痛不已，只得让儿子司马康加入书局，校检文字。
公元1084年，这部史学巨著终于完稿。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作序。
《资治通鉴》成书后，历代学者多有续写。其中，南宋李焘(tāo)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被称为“《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是续书中的佼佼者。
李焘一生清贫，博通经史。他为续写北宋王朝168年的历史，不惜花费40年的时间，一边收集国史、实录，一边大量采用笔记小说、私史、志铭等，使续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不过，为表示对司马光的尊重，他“不敢言《续通鉴》”，只将自己的书称为《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人热衷于修史、读史，使宋代史学取得了极高成就。如南宋初年，郑樵“集天下之书为一书”修成《通志》，这是宋代史学在《资治通鉴》之后结出的又一硕果。
叁 邵雍后人著《邵氏闻见录》
在洛阳，司马光最好的朋友是邵雍。
邵雍比司马光大8岁。当年因爱洛阳的山水及风俗之美，他特意迁居于此，并在安乐窝娶妻生子。洛阳是北宋的文化中心，尽管他不愿出仕，但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家中时常名流云集。
司马光来到洛阳后，平时著书之余，最喜欢找邵雍或切磋学问，或“春看洛城花，秋玩天津月”，分享生活中的乐趣。
公元1077年秋，邵雍去世，留下了23岁的独子邵伯温。司马光对邵伯温照顾有加，司马康也与邵伯温成了知交。后来司马康因病早逝，其子就是由邵伯温抚养长大的。
因随父亲久居安乐窝，邵伯温对西京洛阳的风土人情十分熟悉，知道“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因为父亲的关系，他也结交了许多身居洛阳的显贵名流，看到或听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晚年，他将自己的这些见闻著成一书，就是《邵氏闻见录》，又称《河南邵氏闻见录》。
《邵氏闻见录》共20卷，记录了北宋时期洛阳士大夫的生活，内容涉及司马光等人的“前言往行”，包括自宋太祖以来的皇室秘闻、北宋大臣的逸闻趣事等，描写了很多真实、生动的细节。其中，不少内容都是邵伯温的“独家发布”，对后人了解北宋历史很有价值。
邵伯温活了78岁。北宋末年，他入蜀任职，曾在乐山大佛崖壁题“弥勒大像”四字，并将蜀地的寓所命名为安乐窝。
邵博是邵伯温的次子，南宋时被赐同进士出身，他继承父亲的著述事业，为《邵氏闻见录》作了续书。
后来，人们为了便于区分，将邵伯温的著作称为《邵氏闻见前录》(简称《前录》)，将邵博的著作称为《邵氏闻见后录》(简称《后录》)。
与《前录》相比，《后录》内容更加繁杂，记载了许多宋代著名文人如欧阳修、苏轼、曾巩等的往事，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首席记者 张广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