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寻找答案。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寻找答案。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国自古重视修史，史官文化起源于河洛地区。一代代史官在洛阳留下过怎样的印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了不起的令狐德棻
后朝为前朝修史，是我国古代的惯例。不过，如果知道二十四史有1/3都是唐初修撰的，是不是也挺令人吃惊的？
唐代重视修史，是从令狐德棻(fēn)开始的。
令狐德棻生于公元583年，那时，隋王朝的统治刚刚开始。后来，隋灭南陈，统一天下，结束了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局面。隋炀帝迁都洛阳后，又以洛阳为中心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不料最终因滥用民力而身死国灭，被表兄李渊夺取了江山。
李渊建立唐朝后，令狐德棻曾任秘书丞。他对李渊说：“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和齐还有典籍保存下来，周、隋由于战乱，典籍几乎都散失了，我们得趁早为梁、陈、齐、周、隋五朝修史才行。”
李渊深以为然，但天下初定，为前朝修史的事一拖再拖，最后竟然拖黄了，令狐德棻也无可奈何。
好在，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又把修史提上了议事日程。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改变了之前的著作郎修史制度，在禁中设立史馆，以宰相监修国史，秘书省则负责为前朝修史。
令狐德棻的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在他的统筹安排下，公元636年，梁、陈、齐、周、隋的五部史书全部完成，合称五代史。其中，《梁书》《陈书》由姚思廉负责修撰，《北齐书》由李百药负责修撰，《隋书》由魏徵负责修撰，《周书》则由令狐德棻负责修撰。
作为五代史的主编，令狐德棻为什么偏偏要写《周书》？这是有原因的。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北齐取代了东魏，北周取代了西魏。隋、唐既然上承北周，就要确立北周的正统地位。令狐德棻的视野非常开阔，他不仅在《周书》中记载了西魏及北周的往事，还兼顾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陈等四朝的重大事件，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历史全貌。
后来，令狐德棻又参与了《晋书》的修撰，并奉命监修国史等，直到80岁才放下他热爱的修史事业。公元666年，一代史官令狐德棻去世，终年84岁。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两京并重，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都有修史机构。唐初的史学成就在唐代最高，共修成五代史和《北史》《南史》《晋书》这八部正史，占二十四史的1/3，而这一切都是从令狐德棻开始的。
李延寿著《北史》《南史》
《北史》《南史》的作者叫李延寿，也是唐初史官。
五代史修成后，无论南朝的宋、齐、梁、陈，还是北朝的魏、齐、周、隋，都有了自己的史书，合称“八书”。李延寿又花费16年的心血，把它们合并、删减为《北史》《南史》，这是为什么？
从篇幅来看，“八书”共537卷，“二史”只有180卷，后者读起来会更轻松。不过，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李延寿做这件事，是为了完成父亲李大师的心愿。
李大师是隋唐时期的一位史学家，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各国互相攻击，史书的内容也十分混乱，失实现象时常发生。天下统一后，这样的史书注定将被时代淘汰。因此，他决定自己动笔写《北史》《南史》，以反映南北朝时期的真实情况。
遗憾的是，李大师没写多久就去世了，这个未完成的心愿成了他的“没齿之恨”。李延寿成为史官后，决定子承父业，继续把南北朝的历史写下去。他曾参与《隋书》《晋书》等的修撰，每天要先完成手头的工作，才能着手抄录史料，不分昼夜，废寝忘食，日子过得异常辛苦。
史料准备得差不多了，公元643年，李延寿开始修撰《北史》《南史》，到公元659年将“二史”上呈朝廷，时间已过去了16年。
《北史》记载了从北魏开国到隋朝灭亡共233年的历史，《南史》记载了南朝自宋至陈共170年的历史，“二史”叙事简洁，毫无冗长之感，很快就取代“八书”，成为人们了解南北朝历史的首要选择。李延寿的努力没有白费。
为增强“二史”的故事性，李延寿还在书中补充了很多“杂史”，添加了一些口语化的内容。尽管如此，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仍称赞他叙事明快，认为“二史”的成就超过了“八书”。
因是私人修史，李延寿一度担心得不到官方认可，书成后还拿去请教了前辈令狐德棻。令狐德棻给他吃了定心丸。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唐初修的八部正史，每一部都能与令狐德棻扯上关系。对他来说，这应该也算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良史吴兢与《贞观政要》
除了为前朝修史，唐代对本朝国史及实录的修撰也很重视。
唐太宗时，曾设起居郎、起居舍人记录皇帝的言行，称起居注。起居注要定期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上面写的什么，皇帝本人也无权过问。
然而，想青史留名的皇帝也有好奇心。唐太宗就曾问褚遂良：“现在你管起居注，能让我看看不？”褚遂良说：“史官善恶必书，皇帝才不敢乱来，没听说过谁把起居注拿去自己看的。”唐太宗不甘心，又问：“我做了错事，也要记下来吗？”褚遂良说：“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不敢不记。”旁边有人看不过去了：“就算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的。”唐太宗讨了没趣，只好说：“那倒是。”
武则天久居洛阳，她当政时下诏，命宰相一人专门记录皇帝和大臣讨论的军国要事，每月封送史馆，称为时政记。
无论是起居注还是时政记，都是史馆修当朝国史及实录的第一手材料。
令狐德棻曾监修国史，并参与修撰《唐太宗实录》。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实录本来也由他修撰，他去世后，便由吴兢等人续成。
吴兢也是一位难得的史学家。他在武周时进入史馆，一生在史馆任职约40年，著述非常丰富，被世人誉为良史。可惜的是，他的大量作品都已不存，只有一部《贞观政要》流传下来。
《贞观政要》记载了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内容，全书只有8万字左右，包含了唐太宗与大臣的不少对话，还有某些事件的经过、一些人物的传记等，总结了很多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深受历代帝王推崇。
比如，元代皇帝会定期请儒臣讲解《贞观政要》的内容，明代皇帝曾亲自为《贞观政要》作序。清代的乾隆皇帝读了此书，更加仰慕贞观之治。在日本的江户时代，《贞观政要》也曾被定为天子的必读之书，并得到了广泛传播。
吴兢活到80岁，和令狐德棻一样高寿。他们作为唐代著名史官，为大唐的历史增添了不少亮色。(首席记者 张广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