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寻找答案。“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自古重视修史,史官文化起源于河洛地区。一代代史官在洛阳留下过怎样的印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资料图片)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寻找答案。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国自古重视修史,史官文化起源于河洛地区。一代代史官在洛阳留下过怎样的印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司马迁洛阳受遗命
在史学界,《史记》是一座丰碑。
它的诞生极其不易。如果不是在洛阳接受了父亲司马谈的遗命,司马迁可能宁死也不受宫刑。那样的话,这部鸿篇巨制的面世也就无从谈起了。
司马迁父子为何会到洛阳?这得从汉武帝到缑(gōu)山求仙说起。
缑山,又称缑氏山、缑岭等,在今偃师市府店镇。相传东周灵王时,王子晋随浮丘公入嵩山学道,后在缑山之巅乘鹤升仙。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三月,汉武帝来到洛阳,先登缑山,又谒嵩山,求仙之心可谓至诚。因为之前有术士告诉汉武帝,在缑山发现了仙人踪迹,请他亲自来看一看。汉武帝为求长生,正痴迷道家方术,遂决定启程东巡,希望自己能在高人的指点下得道成仙。
随后,汉武帝继续东行,欲封禅泰山。司马谈身为史官,对天文历法、易学及黄老之术都很精通,一直追随汉武帝左右。可是,汉武帝喜怒无常,有一天突然对司马谈发怒,命他留在洛阳,不得参与泰山的封禅大典。
这个打击太过沉重,司马谈悲愤交加,一病不起。当时,司马迁任职郎中,刚从西南出使回来,要向汉武帝复命。他在洛阳见到了病榻上的父亲,于是,父子俩有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
司马谈说:“我家祖上曾是周王室的史官,很有名望。如今,我也成了太史,却不能跟着天子去泰山封禅,这也许就是命吧!我死之后,你一定会担任太史,到时候千万别忘了肩负的使命。”
随后,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流泪叮嘱道:“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已有400多年,还没有一部史书可以接续上。如今国家强盛,天下一统,那么多明主贤君、忠臣义士,我这个太史却没能记录下来,内心实在惶恐不安。这件事托付给你,你一定要把它完成啊!”
司马迁郑重地答应了。三年后,他正式担任太史令一职,先参与了《太初历》的编撰,之后就着手修史。这项工作虽不容易,但他涉猎广泛,学识渊博,如果不出意外,几年后应该就能完成父亲的遗命了。
为李陵辩护惹祸端
正当司马迁潜心修史时,公元前99年,一场无妄之灾落到了他的头上。
这一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攻打匈奴,结果战事失利。当时,李陵在军中担任骑都尉,他率五千步兵深入敌阵,浴血拼杀,苦苦支撑了10多天,杀死匈奴骑兵数千人。然而,由于援军一直不到,他寡不敌众,最终被匈奴骑兵团团包围,被迫投降。
消息传回朝廷,很多人都谴责李陵,说他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脸色阴沉,又把目光投向司马迁,问他对此事怎么看。
司马迁深知李陵常怀报国之志,并非贪生怕死之人,就说:“李陵手下只有五千步兵,却要迎战好几万匈奴骑兵。他杀死那么多敌人,已经尽力了。最后战败被俘,他没有马上去死,应该是还想找机会将功赎罪,报效朝廷。”
这番话本是实情,汉武帝听了却恼羞成怒。在他看来,司马迁不只是在为李陵辩护,还是在讥刺他用人不当,不该重用贰师将军李广利这个草包外戚。于是,他将司马迁下狱,交给廷尉审问。
在狱中,司马迁受尽酷刑,始终不肯认罪,结果被判死刑。按当时规定,如果他想活命,还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拿钱赎身,要么改受宫刑。
司马迁家贫,拿不出赎身的钱。在那个“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的年代,他宁愿一死,也不愿接受宫刑,被人耻笑。
可是,想到父亲在洛阳临终时对自己的嘱托,他又犹豫了:自己一死了之,修史大业谁来完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忍下这奇耻大辱,接受宫刑。没有人理解他的选择,后来,在写给朋友的信《报任安书》(也称《报任少卿书》)中,他道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只是选择不同而已……文王在狱中推演《周易》,孔子于困顿中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才赋了《离骚》……我为留一部史书给后人,哪怕万死都不辞,又何惧忍辱偷生!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此时他已50岁了。
《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
在别人看来,中书令是天子近臣,极受尊宠。司马迁却称其为“闺阁之臣”,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他时刻牢记自己是一个“刑余之人”,只想埋头著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早日了却父亲的心愿,也完成自己肩负的使命。
公元前91年,共130篇约52万字的《史记》终于完成了。不过,当时它并不叫《史记》,而被称为《太史公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迄秦汉约3000年的历史,司马迁将其分为“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后来,历代修史多参照这种体例,《史记》也被称为“二十四史”之首。
今天,人们读《史记》时会发现,司马迁记先秦历史较为简略,而对秦汉历史着墨较多。这是因为在西汉之前,秦始皇焚书坑儒,令天下“非《秦记》皆烧之”,先秦史籍多被焚毁。
写秦汉历史时,他坚持按照实录的风格,“不虚美,不隐恶”,结果被汉武帝删去十篇,其中就包括《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等。后来,西汉人褚少孙、冯商等对其进行了补写。东汉时,蜀郡人杨终在洛阳任校书郎,也曾奉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尽管经过多次删改和补写,流传下来的《史记》仍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因为司马迁“十岁即诵古文”,早年师从大儒孔安国和董仲舒,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在史料选取上,他更是博采《秦记》《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等,“贯穿经传,驰骋古今”,才为史学界留下了这样一座丰碑。
东汉时,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为司马迁作传,对他的历史功绩进行了评价。事实上,《史记》对后世的影响远超人们的想象。比如,我们熟悉的许多文学形象,包括小说、戏曲中的人物原型,不少都出自《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平时我们脱口而出的很多成语,如指鹿为马、四面楚歌、毛遂自荐、负荆请罪等,也都出自司马迁的笔下。
2000多年前司马氏父子在洛阳的那次相会,那次生死相托,让历史的天空上出现了一颗最为耀眼的星。(记者 张广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