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寻找答案。
东关大街上的孔子入周问礼碑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寻找答案。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国自古重视修史，史官文化起源于河洛地区。一代代史官在洛阳留下过怎样的印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史官鼻祖乃仓颉
如今，读史的人越来越多了。正如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所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无论是治国安邦还是经商、求学，人们都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以便更好地走向未来。
我国历来重视修史，史官文化源远流长，留下的史籍更是浩如烟海。比如，西汉时有司马迁著《史记》，东汉时有班固著《汉书》，西晋时有陈寿著《三国志》……作为史官的鼻祖，仓颉却没有留下史籍，只留下了造字的传说。
在古史记载中，仓颉是黄帝的史官，生有双瞳四目，颇有圣德。一次，他随黄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hù)洛汭之水”，在这里见神龟负“丹甲青文”而出，龟背上的纹理清晰可辨。受此启发，仓颉决定创造一些记事的符号，以符号记事代替结绳记事。
阳虚山位于今洛宁县西部，在兴华镇、罗岭乡与长水镇的交界处，山下有玄扈(也称元扈)水蜿蜒流出，注入洛河。
关于此地，清代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三·永宁县》中有记载：“阳虚山，在县西五十里，一名阳峪。黄帝时仓颉随帝南巡，登阳虚之山是也。有元扈水出焉，流注于洛。”
仓颉造字的传说流传很广。西汉时，《淮南子》中就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记载。《河图玉版》中则称，仓颉受神龟启发创造了28个古字，就刻在阳虚山的石洞里。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要求“书同文，车同轨”，由丞相李斯负责此事。李斯在创制小篆作为全国统一文字时，曾到阳虚山辨认过这些古字，据说当时只能认出8个。
今天，阳虚山上有仓颉造字台遗址，只是古碑早已不存。明清时期，兵、刑两部侍郎张鼎延曾作《仓颉造字台》诗，称“南巡盛迹旧萧条，指点荒台事寂寥”；清雍正年间，河南知府张汉到此视察，也题有《造字台》一诗，其中说“我观造字台，恍然见仓史”。
所谓仓史，指的就是仓颉。相传正是因为担任史官，仓颉才下决心创制文字，以终结结绳记事的不便。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了文字，数千年的历史才得以流传至今。
夏代史官有终古
在《史记·封禅书》中，司马迁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夏、商、周三代中，商有甲骨文记事，周对史官职责进行了明确分工，那么夏呢？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是否也有史官？
答案是肯定的。据史料记载，夏代最后一位史官叫终古。
当时，夏桀无道，民心思变，而商汤的部落日渐强大。终古身为史官，不忍看到夏桀亡国，就苦口婆心地规劝他。夏桀不听，暴虐愈甚，终古只得逃走，投奔商汤。
《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段历史：“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商汤十分高兴，对诸侯说，连终古这样的“守法之臣”都弃夏归商了，可见夏桀已是众叛亲离，必定亡国。
后来趁天下大旱，商汤发动了对夏的灭国之战，这就是《国语》中所说的“伊、洛竭而夏亡”。
商汤灭夏后，仍将国都建在伊洛平原上，后几经迁徙。唐人杜佑在《通典》中记载，商代有一位史官叫高势。从后来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看，当时大到战争，小到疾病，都要用甲骨进行占卜和记录。也就是说，史官肩负着沟通天与人的神圣使命，接近于“巫史”。
在商代，人们也喜欢在青铜器上铸铭文，记录历史。这种方式在周代更为盛行，如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就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的重大事件，其中提到的“宅兹中国”，是迄今发现“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
周公辅佐成王，在洛阳制礼作乐，对史官的职责也进行了具体分工。如《周官》《礼记》等记载，当时周王室的史官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内史、外史等，史官制度已相当完备。
这些史官各司其职，如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各诸侯国的史官设置也与周王室相仿。班固在《汉书》中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可见史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秉笔直书，忠实地记录君主的言行。
值得一提的是，夏、商、周三代史官多为“世袭制”，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对后世的史官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老子曾为“柱下史”
据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载，周代史官分工明确，“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在这一点上，各诸侯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无论是《春秋》还是《尚书》，都是对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多数国家记事的史书都失传了，只有鲁国的《春秋》保存下来，经过孔子修订，成了儒家经典之一。
另一部著名的儒家经典《尚书》，相传也是由孔子编选而成的。我国历来有“六经皆史”的说法，近代历史学家范文澜说，儒家的六经，原来都是周代史官所藏的各种历史记录。
正因此，在2500多年前的东周王城洛阳，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文化盛事，那就是孔子入周问礼。当时孔子30多岁，从鲁国不远千里来到王城，最想请教的人是东周史官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又称老聃，《史记》中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守藏室史又称柱下史，主要掌管周王室的典籍。老子见孔子大老远来问礼乐制度，就诚恳地说：“当初制定它的人都已经死了，只剩一些言论而已。你若想做一番大事业，最好谨言慎行，先去掉你的骄气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告别老子后，孔子回到鲁国，好几天都没说话。后来，他被弟子们问急了，才感慨道：“老子的学问高深莫测，他像天地间的一条龙，相比之下，我只是罐子里的一只小飞虫啊！”
老子和孔子这次史诗般的会晤，发生在东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后来，在孔子的家乡还出土了很多描绘此事的汉画像砖。
当然，洛阳人对此事也津津乐道。在瀍河区东关大街的东头有一通古碑，上书“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九个大字，是清代河南知府张汉题写的。
老子晚年退隐，骑青牛向西而去。关于他的归宿，《史记》中说他西出函谷，不知所终；《庄子》中则称“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对他的去世记载明确。后来，他被奉为道家创始人，班固曾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史官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记者 张广英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