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云：昔在周成王时，“自陕(今陕县西南)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亦见《史记·燕召公世家》)周公和洛邑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辅佐周武王在今孟津县举行“盟津之誓”，北渡盟津灭商；灭商回师时，在今偃师市筑城“息偃戎师”；成王继位后，他营建洛邑、制礼作乐等。洛阳是成就周公丰功伟绩的主要基地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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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云：昔在周成王时，“自陕(今陕县西南)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亦见《史记·燕召公世家》)周公和洛邑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辅佐周武王在今孟津县举行“盟津之誓”，北渡盟津灭商；灭商回师时，在今偃师市筑城“息偃戎师”；成王继位后，他营建洛邑、制礼作乐等。洛阳是成就周公丰功伟绩的主要基地和平台。
一 周族与洛阳
据有关古文献和考古资料所说：周族先祖名“弃”，为帝喾之子，而帝喾都于偃师。
《史记·五帝本纪》云：“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帝喾“都亳，今河南偃师也”。《水经注》引阚骃曰：“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河、洛之间，今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偃师城西“尸乡沟”一带发现一座规模宏伟的商代城址，众多研究者认为即是“汤都西亳”之城，应和“帝喾之墟”有关。
《史记正义》引《帝王纪》曰：帝喾有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弃)。《史记·周本纪》云：周族之先祖名“弃”，弃母曰姜原(嫄)，为“帝喾元妃”。
《礼记·祭法篇》言：“周人褅(tì)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经·圣治》言：“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帝喾之孙、弃之子名“不窋”。《国语·周语上》及韦昭注曰：周族先王弃为帝舜“后稷”(官名，掌农事)，其子不窋为夏后帝启“后稷”。至夏启之子帝太康，废掉“后稷”之官，不窋失官，离夏而外迁于邠(今陕西境内)。《史记·周本纪》也云：“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由不窋二传到公刘、十一传到古公亶父、十三传到周文王，文王生武王、周公等(郭沫若《中国史稿》)。
古文献有“禹都阳城(今登封境内)”“启都阳翟(今禹州境内)”的记载，均在河洛地区辖域之内。《逸周书》言：“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古本《竹书纪年》云：“太康居斟鄩(今洛阳盆地偃师二里头遗址)。”《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斟鄩在河南。”《尚书序》言：“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返)，故作歌。”可知洛阳和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正是不窋任职、活动及出奔西迁之地。
二 周公营建洛邑
《尚书·召诰》说：(周成)王虽年轻，却是天子，他不敢延缓营建洛邑的大事，“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周公姬旦说：“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要从此居中治理国家。
《尚书·洛诰》说：我(指周公)“朝至于洛师”“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只有洛水一带得到了吉兆；“我又卜瀍水东”，也只有洛水一带得到了吉兆。
成王拜手稽首曰：您(指周公)营建洛邑，作为与宗周镐京相匹美的都邑，您已经勘定了宫室宗庙的基地，让我“来视予卜”，福祥啊，都是吉兆(李民、王健《尚书译注》)。
据《史记·周本纪》云：早在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就决定建都于“天下之中”。他对周公说了我们前面已经引过的“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后，又接着说“我南望三涂(《索隐》引杜预曰：三涂在陆浑县南)，北望岳鄙，顾詹(瞻)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古代天、大、太三字通假，天室即太室，即嵩山)”。
武王崩，周成王继统。周成王和周公秉承武王遗志，完成了营建洛邑、迁宅成周的重大决策。如史籍所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史记·周本纪》)
1963年，陕西宝鸡县出土的“何尊”铭文曰：“唯(周成)王初迁宅于成周……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指武王)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铭文与《尚书》中的《召诰》《洛诰》可以相互补充和印证。
从周成王五年(公元前1038年)三月，到十二月就完成了营建洛邑的伟大工程。新建的洛邑，称“新大邑”“新邑洛”“东国洛”“成周”等。洛邑成周、镐京宗周并列为都城，开创了我国都城史上的“两都制”。
关于西周成周城，《逸周书·作雒》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当为十七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国中。”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五宫”。其具体位置，有研究者认为在今王城公园一带，也有研究者认为在今瀍河两岸。
西周建都洛阳，还见于许多其他古代文献。
《左传·桓公二年》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曰：“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
《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
《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于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可知周成王常驻、而不是暂驻成周。)
班固《两都赋》曰：“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汉书·地理志》曰：“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
《帝王世纪》言：“周公相成王，以丰、镐偏处西方，职贡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阳，以既土中。”
《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西游故事，其出发点、返回终点都是洛阳。
当年商汤建都伊洛盆地，曰“从先王居”。现在周成王“迁宅于成周”，其实也可曰“从先王居”。
三 周公和儒家学说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制礼作乐”这一对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工程，是周公在洛阳完成的。
在中国，礼乐文化有一个长期积累发展的过程。例如在洛阳孟津县妯娌遗址(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中曾发现有石璧、穿孔石钺等属于礼器之列的器物，而“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之规范的‘礼制’，萌生于龙山时代，肇始于二里头时代”(许宏)；“礼乐文化的制度化，及开始成为覆盖广大区域的主流文化体系，都是始于二里头时代的”(许顺湛)。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坐北朝南、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青铜礼器如鼎、爵、斝(jiǎ)等，青铜礼兵器戈、钺、斧等，玉制礼器琮、圭、钺等，还有铜铃、石磬、陶铃、陶埙、漆鼓等乐器，就是最好的实物佐证。
孔子曾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是说，西周总结继承夏礼、殷礼，继承发扬夏商文化，形成了一套以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和级别严格的等级制为基础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亲疏等礼仪规制，形成当时宗法制、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吉、凶、军、宾、嘉”，即当时所谓的“五礼”，包括了有关祭祀、丧葬、军旅、盟会、朝觐、婚冠等种种典礼仪式及社会中的各种行为准则。而不同的典礼仪式，则需配以不同的乐舞，这就是“作乐”的内容。而洛阳正是“礼乐文化之源”。
“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孟子以前，儒学实际就是礼学”(范文澜《中国通史》)、“孔子所谓的德治，就是礼治；孔子所谓的仁，其标准就是礼乐”(朱绍侯《河洛文化通论·序》)、“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中心是礼”(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说明了礼乐文化和儒家学说的关系。因此，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的完成，应该是标志着儒家学说的诞生，至少是奠定了儒家学说的根基，故儒家学说一向被称“周孔之教”。礼乐文化、儒家文化，长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文化、主流文化，儒家经典是传统官学、私学的基本教材。“儒家学说起源于洛阳”，应该是符合中国思想学说史史实的结论。
西周建立后，周公被封于鲁(今山东境内)。为辅佐武王、成王，周公未就封，长期驻在洛邑，而由其子伯禽代就封为开国之君，鲁国遂成为保存西周典籍及文物制度最多、最丰富的国家，所谓“周礼尽在鲁也”。自周公封鲁、伯禽代就封(公元前1035年)，迄孔子诞生(公元前551年)，礼乐文化在鲁国已经流行了近500年。就是说，孔子自呱呱坠地之日起30多年里，早在“入周问礼”之前，就长期接受周礼乐文化的熏陶和培育；后来又不远千里，到东周洛邑问礼于老子，学乐于苌弘。伊洛开源，洙泗传流。历代儒家尊周公为“元圣”，河洛大地实为儒学渊源之乡；称孔子为“至圣”，他是儒家学说的传承和发扬光大者。（徐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