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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54年，西汉发生“七国之乱”，汉景帝派遣以周亚夫为统帅的平叛大军，以洛阳为战略基地，截断吴国叛军粮道，终将叛军消灭。“七国之乱”的平定，稳定了西汉政权，维护了国家统一。
1 西汉大封同姓王吴王起兵攻洛阳
刘邦建立西汉后，大封同姓子弟为王。所分封的同姓王国，有齐国、赵国、燕国、代国等，至其执政末年，朝廷直接管辖的仅有15郡，而9个同姓王国占据35郡，总封域占汉朝疆域一半以上，王国“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刘濞因平定英布有功，在刘邦晚年被封为吴王。吴国的豫章郡有铜山，刘濞就招募亡命之徒偷偷铸钱；由于临近大海，吴国还能煮海水为盐。因为有铜山和海盐之故，吴国百姓没有赋税，兵卒按规定去卫戍时，还有金钱酬劳……如此做法持续多年。
汉文帝执政时期，一直着力削弱这些王国。公元前154年，汉景帝采纳大臣晁错的建议，剥夺吴王刘濞统辖的会稽、豫章两郡。
刘濞纠集楚、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等六国，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合力向洛阳、长安进攻。其中，刘濞更将洛阳作为攻占的重点目标：“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洛阳。”(《史记·吴王濞列传》)
汉景帝获悉七国叛乱后，采取姑息政策杀了晁错，并宣布恢复诸王封地，企图以此平息叛乱。但这一举动并未奏效，于是他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帅军队重点打击叛军中的吴楚联军，并分兵攻击和钳制其他叛军。
2 周亚夫谋定后动从善如流灭刘濞
治军严格的周亚夫，认真分析了形势，对汉景帝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这是要以梁国(今河南商丘)为诱饵，断叛军粮道从而获胜。
得到汉景帝许可后，周亚夫前往洛阳。一个名叫赵涉的人偷偷告诉周亚夫：“吴王一向富有，养有很多死士，知道将军向东，必然派人埋伏在崤、黾之间的狭窄道路上以便袭杀，将军可改道南行，走蓝田(今陕西蓝田)、出武关(今陕西丹凤)抵达洛阳，直接到武库击鼓，让诸侯王以为您从天而降，从而震慑他们。”
周亚夫接受了赵涉的意见，到洛阳后，派兵到崤、黾之间搜索，果然俘获了吴国伏兵，于是任命赵涉为护军同行。
其间，周亚夫还得到了以任侠闻名于诸侯的洛阳侠客剧孟。
周亚夫以洛阳为战略基地，抢占了荥阳，由于之前派兵清除了吴国伏兵，保障了长安—潼关—洛阳这一粮草补给线的畅通，解除了后顾之忧。后来，周亚夫派兵截断吴军粮道，逼迫吴军速战，借吴军冒进之机大破吴军。刘濞逃往丹徒，得到东越国的保护，汉军便派人用厚利诱惑东越王，东越王骗刘濞去慰劳军队，趁机派人刺杀了刘濞。
随后，汉军又陆续灭掉叛乱的其他诸侯王，取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
3 屡试不爽截粮道补给不同策略异
击败吴军之战，周亚夫对己方粮道的保护、对敌方粮道的攻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截断粮道或烧毁粮草在古代农耕文明区域的战争中，是一种屡试不爽的削弱敌方之法。类似的战例还有战国时期长平之战秦军断赵军粮道、三国时期官渡之战曹操烧毁袁绍的粮草、明朝末年皇太极派军队夺取明军囤于笔架山的粮草等。
粮草对战争走向影响巨大，与古代落后的粮草补给方式(靠畜力车拉、手推车推甚至马驮人背)密不可分。即便西汉结束千年之后，军粮供应依然重要。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官政一》中明确指出，“凡师行……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结合实际认真计算后，他得出结论：“(不用车辆等工具)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分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
沈括还分析了使用畜力拉车运粮的利弊：虽然牲畜车辆比人运量大，但牲畜如不及时喂食，容易死去，一只牲畜死去后，所载粮食也得放弃，“较人之负，利害相半”。
有学者提出，即便使用车辆，满载粮食的车辆机动性较差，也容易被袭击；途中押运粮食的士兵也需要消耗粮食，马匹需要消耗草料；士兵参加激烈战斗，对食物需求会增加，落后的补给方式让粮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在游牧文明区域的战争中，几乎没有将领采用截断粮道之法削弱敌人，原因很简单：游牧民族逐水而居，主要食用肉、奶等，单位重量所提供的能量较粮食多，还可就近补给，无需运粮。南宋孟珙在《蒙鞑备录》中说，蒙古人“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止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如出征于中国，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不同的劳作方式决定了不同的补给方式，也决定了不同的战争取胜策略。（洛阳日报记者 苏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