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像洛阳这样的古都有好几个，如西安、北京、南京等，但像“洛阳”这样“遍布全国”的，在全国还是绝无仅有的。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地名文化，也是河洛文化传承的一大特色。
全国像洛阳这样的古都有好几个，如西安、北京、南京等，但像“洛阳”这样“遍布全国”的，在全国还是绝无仅有的。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地名文化，也是河洛文化传承的一大特色。
“洛阳”缘何遍天下？原因很多。洛阳是河洛文化的发祥地，是千年帝都，是其他诸多“洛阳”的根脉所在。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品格，是现代中华文明的根源。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战乱。
战祸纷起数度南迁
宋代太学博士李格非有言：“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因为洛阳是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冲，其当然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战乱一起，人们就得南迁北移，主要是南迁，因为洛阳几次大的战乱皆源自北狄的入侵。
随着洛阳人的迁移，河洛文化以洛阳为中心呈放射状波浪形向外传播，其影响范围甚至超出了中国，东至韩国、日本，南到越南、新加坡等国。从而形成一个从中原迁徙到南方的汉民族分支，这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特别广泛、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被称为客家人。客家人因为对于故乡河洛(以洛阳为中心的洛河流域)地区的眷恋，自称河洛郎。
见诸史书的士民南迁，有十数次之多。其中具有标本意义的南迁有三次。
第一次南迁：西晋“永嘉南渡”
西晋末年，皇族内部为争夺政权互相残杀，各民族纷纷起兵。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六月，匈奴汉国首领刘聪的军队攻陷西晋都城洛阳，大肆抢掠，杀害西晋太子、宗室、官兵及百姓三万多人，并焚毁宫殿，挖掘皇陵，掳走晋怀帝，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后，为躲避战乱，大量中原汉族臣民南逃，迁往长江中下游，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西晋时期全国在编人口2000余万，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相对富庶的黄河流域。“五胡乱华”之后，在中原孑(jié)遗的汉族人口大约只有400万，除被屠杀的之外，大部分选择了南迁江南，少部分流落西域。这次南迁影响最大，不仅有序，而且是从文化高地来到文化凹地，很有话语权。
第二次南迁：“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时期
唐朝的“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又一次让中原陷入战乱，不堪忍受战争摧残的中原百姓再次掀起了南迁移民浪潮。“安史之乱”后中原汉族的南迁历时一个多世纪，直到北宋初年。这次移民不仅仅局限于湘水流域，还有江淮地区，甚至还有一部分迁往岭南。
这次大移民时，洛阳是东都，安禄山在洛阳危害最久，破坏性最强，因而洛阳的移民也最多，而长安移民有入蜀习惯，所以他们对江南乃至八闽的影响反而不及洛阳。
第三次南迁：宋高宗“建炎南渡”
金朝在靖康之难中俘虏了众多宋朝宗室，康王赵构一路南下到杭州偏安一隅，建立南宋。宋史有“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之载。这次移民的首地是镇江，然后由镇江转迁湖州、杭州等地。宋代都开封，洛阳为西京，追随高宗者多为这两地的士民大族。
第三次大移民，也是以中原河洛地区移民为主体。宋代，虽然洛阳已不是首都，但在文人的心中，是最正宗的中原，陆游那句“煌煌祖宗业，永怀河洛间”就是最好的写照。
这个时候，南方人口已多于北方，经济也比北方发达，所以移民并不受欢迎，能够接纳他们的是永嘉南渡那批已经站稳脚跟的客家侨民。汉族客家民系大约就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在福建有“八姓入闽”传说，即林、陈、黄、郑、詹、邱、何、胡等中原八姓，在晋唐时期定居在福州地区，使晋安郡的人口激增一倍以上，闽南人从此以“河洛郎”自居。
客家人根在河洛
三次士民南迁，从洛阳出发的并不一定占多数，但影响是最大的。移民在到达新地后一般会以故乡最著名的地方作为家乡的代名词。洛阳以其深厚的人文背景成为首选。目前，全国以“洛阳”命名的地名有近百个之多，以“洛阳”命名的物名也有近百个。其中，绝大多数就是这几次北人南迁过程中，那些“河洛郎”留下的印记。
2007年9月，中原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出发圣地纪念碑在偃师虎头山公园落成。汉魏洛阳故城成为这一南迁活动的考古坐标，来自海内外的知名历史考古学、客家学专家在偃师召开了“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出发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确认洛阳的偃师市为客家先民第一次南迁的始发地，客家人根在中原、根在偃师。中国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授予偃师市“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地”纪念性称号，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向偃师赠予了“主体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圣地”牌匾。（刘彦卿）
